主持人语

正诺贝尔奖得主是山东高密人,他的小说,他所讲的故事,所叙述的场景、人物、细节,也大都是来自高密的原料,但莫言并没有停留于记录和复现他故乡的民俗事象,而是经过巧妙的审美取舍和艺术关照而幻化为艺术品的。那么莫言如何处理民俗事象,使其有机融入"高密东北乡"艺术王国中,服务于其"人的小说"的创作意图的呢?年轻学者于红珍博士的《莫言小说中的民俗叙事》论文针对民俗事象的文学性转化这一问题,运用叙事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来分     

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莫言小说的意义

莫言小说创作深受民俗文化的影响。民俗文化既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素材,又是莫言小说创作的源泉。因此,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莫言小说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探讨莫言小说的创作,可以拓宽莫言小说研究的视野;通过揭示民俗文化对莫言的影响,探索莫言小说创作的源泉;莫言清醒的民俗学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思维,决定着小说的民俗化倾向;通过分析民俗文化在莫言小说中的影响、表现及其作用,探讨莫言小说中的意象所蕴涵的象征意蕴。     

天真的看深邃的思--莫言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分析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对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莫言小说叙述中的一大特色.从不同的叙述模式看,他作品中的儿童视角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形态经验自我型的、混合成人视角型的、纯粹儿童视角型的;从儿童所"看"所"视"的内容看,他的儿童视角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洞察社会世相的"向外看"和反观、省视个体生命的"向内看".而儿童视角的叙事特征、小说的叙述姿态和审美情调等则内蕴着莫言作品中儿童视角的情感发生机制及其复杂的心理文化内涵.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民俗叙事的建构向度

沈从文在他湘西小说的写作中叙述了大量的边地民俗。沈从文并不是单纯地对涉及到的民俗做简单的描摹再现,而是在遵从自我乡土小说写作美学意图和叙事意识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民俗进行的主动叙事建构。这种叙事建构大致表现出了三个特定的内容向度：人物活动或情节展开的环境和背景;小说情节的有机构成,铺摆或推动小说情节的演进;意象化,承载特定的意蕴。     

自我的建构——莫言小说中“儿童形象”研究

莫言小说中的儿童叙事,使他笔下的儿童群象常常脱离世俗的道德禁忌和伦理规约,他们命运多舛,被成人世界遗弃,却在未来性向度中转变成少年英雄;他们乳臭未干,又备受俄狄浦斯情结的困扰。这些儿童群像以一种憨态可掬的叙事口吻、不动声色的叙事态度、复调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莫言独特的儿童母题,再现着成人社会的原生态面貌,并在一去不复返的现代性时间维度里重新建构莫言的童年失乐园。     

莫言小说叙事的三种策略

莫言小说在叙事姿态、叙事视角、叙事伦理等三个方面都有其独特选择。这直接影响着小说文本风貌与意蕴的生成以及道德立场和美学意图的表达。莫言的小说叙事采取“作为老百姓”的叙事姿态、“无知”的叙事视角、“稚拙”的叙事伦理，摆脱了以往知识分子“大叙事”中的俯视姿态，突破了“权威”话语的束缚，充满了内在的张力，在善恶伦理里贯彻着一种慈悲，在苦难叙事中透着人性的亮色。将底层老百姓的原生状态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意蕴。     

莫言小说叙事视角实验的反叛与创新

1985年,莫言发表了10余部中短篇小说,进行了出色的叙事视角实验,对传统的叙事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和阅读感受,总结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视角类型。莫言在不同小说文本中尝试使用不同叙事视角,也在同一小说文本中变换使用不同视角叙事,这些叙事视角实验对传统的叙事方法进行了大胆反叛,为他后来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和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并显现出他此后创造的整个文本艺术世界的一些主要叙事美学风格。     

民俗与俗民之间：21世纪以来湖南小说创作的民间建构

21世纪的湖南小说创作，着力书写湖湘民间社会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现实人生，通过对湖湘民俗风情和下层人民情绪世界的展示，表现了对人民生存状态和人类命运的深层关怀。其民俗的叙事方式、俗民化的叙事立场、世俗化的叙述话语，展现了普通老百姓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住。     

童年叙事:意义丰饶的阐释空间——重读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小说世界的基本元素,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已经就绪。作为童年叙事的发端,这篇小说在创作心理、主题意蕴、意象营造等方面构建出多层次的批评空间。《透明的红萝卜》也是莫言小说艺术大厦的重要奠基石,此后的众多作品几乎都可以在这个中篇里发现艺术生发的因子。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莫言小说——兼述莫言小说获奖原因

莫言的小说是文学作品,但更是文化思想的结晶。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乡土链、地方性知识、"种的绵延"这三个方面对莫言小说进行了解读,并介绍了大学生中对莫言小说的不同评价。莫言小说在形式上追求新奇,而内容上却始终表现出扎根乡土文化的情结,贯穿着乡间知识的渗透,发散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莫言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民间文化有切身的了解。他以百姓的思想去创作小说,以巧妙的方式构思着文学,对近世以来的中国有多角度的揭示。因此,莫言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必然的。     

莫言言风与味道

作为一名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先锋作家,莫言不仅以其多样的叙事手法、瑰丽的想象赢得了读者的好评,更是以其创造性和极具个性的陌生化语言为当代小说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莫言中后期小说的语言恣肆汪洋,个性十足,在词汇、句式、修辞的运用上都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莫言风格"。然而,对于新创语言形式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其艺术效果。     

社会性别叙事视野下的《稽神录》

由唐至宋,社会性别观念经历了一个由较为自由开放进而渐趋严格化、周密化的社会化过程,《稽神录》体现了这一转折在志怪小说中的叙事影响。等级观念的制度基石、因果观念的叙事逻辑、志怪叙事的传统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稽神录》社会性别叙事面貌的形成。     

现代民俗小说的叙事类型

现代民俗小说以民俗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并将其与文学的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相结合,从而对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释。现代民俗小说作家解释民俗生活世界的叙事类型包括异地追忆怀旧型、民间体验采风型和综合历史方志型;同时他们对民俗内容的表现又分别采取了多方位全景式的叙述、以民情民性为主的叙述和以民俗事像为主的叙述等几种不同的叙述角度。     

东北民俗文化的戏谑表达——以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创作为例

文化思潮的冲击,使东北民俗文化从被边缘化转为质疑主流文化的媒介,为东北民俗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语境,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影视创作。东北农村题材剧目以影像为基点,在元叙事语境的解构和民俗的审丑与狂欢中戏谑表达东北民俗的伦理价值,探寻大众娱乐化过程中民俗由"俗"而"雅"的基准,提升影视创作的艺术水准。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文学思考——以“70”作家的乡土小说为例

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良知的文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70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以写实、戏仿、反讽、戏剧化、狂欢化等多种叙事手法,形象地凸现了乡村社会现代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成功在于通过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不足之处是很少深度地触及问题背后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源。     

论新生代散文的文类跨越与叙事调整

"新生代散文"作家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散文体裁规范与叙事策略,大胆借用小说的情节化、诗歌的意象化、戏剧的张力性,打通了不同文类;同时,他们又借助梦幻、意识流、独白、呓语等结构策略来实现虚构,在散文中并转多重叙事者,与传统散文单一叙事者、叙事者与作者等同一的叙事策略不同,新生代散文采取的是非直陈式叙述,叙述者、隐含作者、作者呈现分离态势,显示出新生代散文叙事调整带来的新面容。     

“70后”女作家的叙事范式与审美想象

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学界对其研究力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一曾经被遮蔽、被误读、被消费的群体终于浮出历史的地表。在她们的小说中,叙事范式与审美范式的转型尤为引入关注,她们的非历史化叙事、空间叙事、微观叙事、女性叙事,以及日常生活审美、中产阶级审美逐渐成为"70后"女作家创作的重要符码。     

文学的艺术与艺术的文学

沈从文和莫言分属20世纪前后不同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写作的大家．沈从文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莫言则荣幸地成为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两人的小说写作都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了不一样的中国乡土社会的镜像。纵观两者的乡土小说艺术，有一致之处，然而亦有不同之处：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呈现的是文学的艺术．而莫言的乡土小说呈现的是艺术的文学。两者以其不一样的格调，建构出了中国乡土社会不一样的情境。     

民俗与小说的遇合

民俗与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期就已因启蒙意识的诉求而遇合。作为一种现代文学创作倾向,现代民俗小说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社会历史成因,并在蕴涵民族品格、充盈民俗意蕴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现代的文体特性及鲜明的地域特色等总体艺术特征。     

沈从文与乔伊斯乡土叙事之比较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沈从文和乔伊斯在乡土叙事的时代背景、乡土叙事的主题以及乡土叙事的视角等方面存在趋同性,在叙事的哲学思想基础、乡土小说叙事的范畴以及乡土叙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层面呈现差异性。沈从文的乡土叙事具有较强的狭隘地方色彩和家庭观念,他的乡土叙事是以阻碍社会发展为前提的。乔伊斯的乡土叙事范围更广,表明社会向前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乔的乡土叙事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