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国刑事政策对刑法立法的影响

晚近刑法立法表现出的泛刑主义与预防主义刑法价值观,引起不安.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我国刑事政策从替代刑法立法、决定刑法立法到指导刑法立法的历程,以展示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立法之经验和教训,并警惕刑法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刑事政策价值远未充分实现即倒向惩罚犯罪压倒保障人权之倾向.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西方刑事政策的文明进程

刑事政策在中国是个舶来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一些刑法教科书,但近年才出现研究气候。西方对刑事政策的研究却可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此后经历了众多学派,演变至今日,世界刑事政策呈现出社会化、和谐化的发展趋势,已远远走出传统刑法观念的束缚。有必要对这个进程进行回顾和归纳,帮助中国的刑法学研究超越目前的局限,从宏观层面对立法和司法的和谐性作出反思。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

从我国基本刊事政策的演进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正向价值,它不仅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也为刑法机能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某些形式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及其实际把握仍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及时推进刑法文本的修订,合理利用现有的刑法资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摆脱实践困境的主要路径。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     

经济变化对刑事政策的引导机制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指导和调控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性产物，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以刑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诸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变化的快慢以及经济建设环境的好坏，对刑事政策的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刑事政策的目的完结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引导功能的发挥。探讨经济变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刑事政策立场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方向性部署,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控制与犯罪预防的重要手段,也应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调整其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回顾以往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不难发现其愈发呈现出预防性的积极态势,然而其活跃的立法、精细的规制,也受到一些刑法扩张弊大于利的质疑.我国刑事政策...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检视

目前,世界范围内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这是应对当下恐怖活动犯罪频发且危害巨大、国家和社会安全需求高涨的合理选择。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时,我们看到了我国刑法从事后惩罚到事前预防的价值变化,例如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这些都扩大了犯罪圈,满足了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但是,刑法作为保障法必须维护立法的基本价值,这些反恐领域的立法变化虽然迎合了人们寻求安全保障的诉求,但是这样的预防性转变是否正当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应当理性检视预防性反恐刑法的正当性,在确保合理必要的前提下防范侵权风险,实现公平正义。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视与反思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有利于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但刑法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在肯定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警惕刑法的不当扩张而造成的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也应同步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对此,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建构应奉行以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安全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合理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并严格其入罪和出罪,以期实现反恐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效平衡.     

建立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是目前西方国家的通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解决未成年犯罪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在立法上规定这一制度。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刑事立法效益原则的经济性解读

刑事立法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投入一定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刑法规范,使该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期达到其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效益取向,是立法理念的嬗变与进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法本身的正当性要求。刑事立法活动的经济性因素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和可节省性。刑事立法对效益原则的遵循,其价值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关系到立法本质的宏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