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性别本质主义检讨

延续计划条件下的特殊保护模式和忽视家庭责任分担的立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女性职业发展和造成性别歧视的制度性因素,同时也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发展理念相悖。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而法律在家庭责任分担上的缺席则强化了男性支配女性的现实。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重构必须检讨性别本质主义的影响,切实把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女性平等工作权的立法过程。     

农村中老年女性的照料劳动及其权利困境

在农村经济模式和人口结构变迁中,照料劳动日益成为中老年女性的家庭任务。然而,在承担繁重照料劳动责任的同时,农村中老年女性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相对贫困及权利保障困境。造成此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女性权益保障法体系主要以“社会劳动”为切口展开,但忽视了照料劳动对农村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束缚。这一缺陷导致农村女性在“照料惩罚”效应作用下,难以获得实质性就业平等,并在农村家庭转型的冲击下面临进一步的权益减损。因此,相关法律制度的改进需要考虑农村女性面临的全周期交叉弱势,在充分认知“农村——女性——老年”交叉弱势危害的基础上,将照料劳动纳入法律保护与调控的范畴。这需要法律制度在承认照料劳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手段优化照料劳动的分配机制,以保障照料劳动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及其意义

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是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对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法律进行分析评判,发现并指出法律对社会性别偏见和女性屈从地位的塑造和建构,重构充分反映男女两性特别是女性正当诉求的法律规范.这种分析研究和建构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和方法论的必要修正,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不平等法律制度的一种积极变革.     

《法佑夏娃》之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她

特殊的生理、心理特质,使得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弱势群体。不过,这绝非轻视、排斥女性的理由,这种“弱势”恰恰表明,在一个人道、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里,不仅应当使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人权,还应当“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她”,为女性建立起特殊的权益保护机制。由于种种原因,在劳动、社会保障、人身、婚姻、家庭等权益领域,侵犯女性特殊权益的现象不乏其例。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8月底修订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始终贯穿着一条两性平等、人道文明的立法红线,对女性权益的特别保护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社会性别的法律建构及其批判

性别等级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主要由男权文化不断解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探求这一原因最好的分析工具。原初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成为家庭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分野。在公共关系中,男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渐生平等的要求,并在平等诉求下形成法律;而在家庭关系中因为亲情而使平等与公正成为多余。由于女性并未参与公共关系中的法律建设,致使性别平等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表达,也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得以体现。最终,法律认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性别等级的社会模式。而代表男权文化的法律理论也极尽"科学"之能,不断地掩盖和强化性别社会化的实质,尤以社会契约论为最。社会契约论以法律为公民同意之结果而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面纱,却因为无视女性没有成为契约主体的事实而沦为掩盖社会性别的帮凶。即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因为无法排除性别的先天知晓而成为法律平等与公正的神话。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在制造并掩盖社会性别上也成了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     

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分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男女两性的平等发展对于社会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我国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为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需要以政府为主体,引导社会性别意识的转变,同时在法律制度上进行细化设计。     

从单向负担到多元分担：生育假期制度之重塑

随着社会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作为生育政策重要配套支持措施之一的生育假期制度不断调整，这虽对促进我国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极易对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产生逆向激励作用。现行的传统单向型生育假期制度模式具体表现为对女性生育责任过度强调所形成的制度思路单向，以及对企业生育责任过度分配所形成的假期成本分担单向。应对该制度模式予以反思，建议向多元参与型生育假期制度模式进行转变：在理念上，强调性别平等以均衡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家庭生育责任，合理分配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生育假期负担成本；在实施路径上，通过保障男性休假权利、灵活设置休假安排、合理设计休假长度等实现对生育假期制度的重塑，同时通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等方式，提供更加全面的配套支持措施，最终实现生育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动态平衡。     

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平等就业浅析

公司社会责任的运动正在广泛开展,公司不应只是经济性的机构而已,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保障平等就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对公司承担平等就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依据与实施途径的阐释,期望对平等就业权的实现有所帮助。     

社会性别与国际人权法

社会性别在 2 0世纪 80年代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超越了以往仅仅关注妇女为一个孤立群体的做法 ,强调审视政策、法律和项目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作用。女权主义法学引入社会性别分析透视普遍国际人权标准 ,提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概念化国际人权规范与标准的必要性 ,以使其能够真正反映男女两性的经历、利益和需要 ,最终有利于保障两性平等和妇女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层面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致力于将妇女人权纳入人权活动的主流表明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     

从家务分工看家庭中两性间的隐性不平等

家务分工不均衡是男女两性在私人领域隐性不平等的一种显著体现,本文主要通过对家务分工现状分析并探寻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试图探寻构建和谐家庭中男女平等的途径。     

男女劳动权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与法律保障对策

就业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实现就业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更是实现男女劳动权平等、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自我完善的重途径,然而目前就业领域中普遍存在男女劳动就业不平等现象,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权平等,因而本文主要从女性平等就业权的视角来分析了目前男女劳动权不平等现象的表现及原因,进而探讨了保障男女劳动就业平等权的法律对策,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劳动权平等。     

职场性骚扰与女性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女性劳动者的人权.职场性骚扰是两性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存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我国目前在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以明确性骚扰概念为起点,建立完善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以有效应对职场性骚扰的不良影响,确实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走出私人领域:法学教育、法律职业中的女性

女性进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和妇女运动推动的结果,而女性进入法律界反过来也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女性主义法学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中性别歧视明显地减少了,但"微观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仍然处于"他者"地位。男女入学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教育平等,实现平等的更为重要的尺度是教育环境的公平、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以及男女两性在教育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的公平。把性别意识引入法学教育,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法学教育的观念与实践,消除法学教育中的性别刻板模式,将社会性别观念纳入法学教育改革之中,应成为法学教育研究的新视点。     

从对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报道看媒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当前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媒体对于女明星嫁入豪门这一现象的大肆报道中，隐含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其本质就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贬低了女性的社会价值，不利于两性的平等和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同时也反映了娱乐圈的一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缺乏。本文从女明星嫁入豪门这一现象入手，揭示背后隐含的性别刻板印象，并探讨了性别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生育保险政策反思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具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其对于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就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力图以社会性别理论对生育保险中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推动性别平等化进程。     

刍议就业性别歧视

就业是人们生存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就业市场存在女性就业难特别是知识女性就业困难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性别歧视。本文认为,在当前人力环境条件下,男女两性在综合劳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上存在客观差异,而保障两性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不够具体并缺乏可操作性,加之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越演越烈。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政府责无旁贷,应从宏观政策引导、法律制度创新和完善、文化变革和社会环境的培育等方面入手,营造两性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论我国性别平等的法律保障

平等是法的重要价值之一,而性别平等是平等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从法律上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法律地位,但性别平等理想的最终实现,依旧任重道远。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进程中,需要综合发挥多方因素尤其是法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积极寻求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对策。     

疏离与回归: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

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经历了性别平等逐步消解性别歧视的社会发展进程。原初社会女性神圣及诸子均分德性的道义判断,使女性继承权的初始享有占得先机。而男尊女卑、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与深化,使女性继承权遭遇排挤与遮蔽,引发女性继承权与性别平等的继承权以及崇男抑女的男性继承权的道德疏离与制度疏离。只有重塑人格平等、意思自治、弱势关怀、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才能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继承权制度体系,并在继承观念的矫正与继承立法的干预下,实现女性继承权的回归与保障。     

经济帮助制度的社会性别分析

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离婚救济制度。该制度从其创立时起,便担负着维护离婚女性的生存权益、救济离婚当事人的生活困难、促进性别平等与公平正义的功能。对经济帮助制度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既有助于阐释经济帮助立法的目的与功能,又有助于建构经济帮助立法的原则与路径,进而形成矫正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思考模式——坚持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本土文化需要,完善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社会生活需要,适用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性别平等需要。     

家庭责任分担立法与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

虽然男女平等分担家庭、工作场所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男女平等立法的重要原则,但有关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在我国至今为止还处于缺席的状态。这反映了性别本质主义和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对我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影响,也暴露了我国立法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忽视。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缺失已成为妇女充分进入工作领域的一个障碍,也与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理念相悖,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呼唤中国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