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对当前欧美亚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考察出发,认为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这三个基础条件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内外环境,这些基础条件都有可能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构建与扩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东亚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正处于向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扩容和转型的路径选择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对这一转型的路径设计和相关资源等公共产品,指导思想是从补齐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入手,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构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主导路径。这一思路明显有别于东亚原有以产业关联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也不同于当前世界多数地区以市场制度建设为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突破和实践的可能。     

国际反恐法律机制视域下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

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恐怖主义的应对和打击,需要国际社会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为此,联合国以及各区域性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反恐怖主义合作的法律机制建设。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怖主义法律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网络化、本土化、碎片化的新形势,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需要借鉴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进一步加以完善。     

欧洲联盟对亚洲的新合作战略

欧洲联盟对亚洲的新合作战略翁裕斌节译１、一个新合作战略的原因１．１亚洲的经济增长欧洲在亚洲谋求各种利益：（１）它必须利用经济机会，接受在这个地区的经济任务。这里有世界上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到２０００年可能占有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２）它必须让...     

资产价值、国际竞争力和金融危机——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再思考

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其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９０年代以来，由于资产价值被高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发生了由强趋弱的变化，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并最终触发了１９９７年的金融危机     

国际海盗问题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海上通道安全对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盗作为一种国际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也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海盗治理成为关系到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内反海盗立法和反海盗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反海盗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增强防御海盗的力量和意识,重视远洋海军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积极推进海盗所属国或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稳定。     

“新经济政策”以后的马来西亚经济展望

一、序言 近年来,议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议论“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话题突然多了起来。的确,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中,西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很显著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各国之间的“双重追赶过程”,即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的波及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新加坡现代化奠基人的治国理论

多年来,李光耀致力于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以他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成功地使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的简陋的港口、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成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之冠。1991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达14813美元,在亚洲国家(地区)中,仅次于日本,为世界人均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缅铁路议案

修筑中缅铁路的计划早在晚清时期就由英国提出,但遭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官绅的抵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获取一条西南国际交通大动脉,主动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修筑中缅铁路的计划,中国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因缅甸的陷落,中缅铁路最终半途而废.当前,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又提上了建设日程,成为中国加快西部大开发、发展与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战略举措,成为新形势下建设和谐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国际地缘经济作用——前景广阔的国际运输走廊

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运输服务需求的史无前例的增长,而运输对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其中铁路运输对俄罗斯的经济振兴和国际经济合作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俄罗斯铁路长度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7%,承担着世界15%的客运量和20%的货运量。在俄罗斯交通运输中,铁路运输占货运量的80%(除管道运输)和客运量的60%。横贯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欧亚铁路中最长的一条,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它穿越俄亚洲部分所有重要的经济区,保证了西伯利亚与远东同欧俄及欧洲地区的直接联系。同时,它在俄罗斯参与东北亚一体化的经济进程中具有战略意义。     

亚洲金融危机与日元国际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制度的制度”之中,特别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货币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缺乏自律,导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货币危机。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河合正玄教授指出的,亚洲各国采用的“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这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加速日元国际化,促进亚洲货币合作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更加严肃、紧迫地摆在亚洲人民面前。     

试析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出现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核不扩散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又是修复美国国际形象和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需要,更是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核开发问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国际核军控工作走上正轨;将对中国产生多重影响;对地区核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体系、社会和国家:理解《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2007年6月,美韩双方签署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之间为什么要签署该协定?该协定对两国国内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该协定为何至今没能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美国贸易政策理论,从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及其实施,在体系层面上将会为双方带来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多重收益,而在社会层面上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尽管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和利益集团的掣制使得协定的通过还面临不小的阻力,但基于协定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和两国政府对此认识的高度一致,协定获得通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中苏(俄)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当前启示

从中苏到中俄,从同盟、对抗到伙伴,这三种关系模式如同历史本身的有机发展一样,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同盟和对抗模式为伙伴模式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对其产生了不可割舍的内在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伙伴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之所以能够得到全面、持续而又深入地构建,是与其对同盟和对抗模式所进行的辩证继承和扬弃分不开的。     

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核心地区。随着东亚制度化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东亚战略的走向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概述了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东亚战略的得失,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通过与地区内各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为中国地区战略的优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展望未来,中国应推动创建东亚利益共同体,全面推进东亚合作,确立基于开放地区主义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战略路径。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的迅速上升是现阶段东亚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内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动对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内经济合作模式的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压力的角度,分析了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地位的变动及其影响。     

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地区研究层次的两个变量,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共识,这种运行方式维护了地区所有成员的利益,从本质上保证了地区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持久性。从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构建地区秩序的模式主要有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和内源合作型四种。地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地区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价值观念与地区认同、地区制度以及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等因素促使地区秩序逐步从外源强制型向内源合作型演进。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文章指出,用单一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试图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去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及辅助机制,文章指出: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因此,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     

冷战后日缅关系及日本对缅政策

1988年9月缅甸军政府上台之后,日本于1989年2月对其予以了承认,由此成为西方阵营中最先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国家。日本希望通过与缅甸军政府保持建设性接触的方式,来促使缅甸逐步走向民主化进程。与欧美等国的强硬做法相比较,日本政府强调与缅甸军政府开展对话的重要性。在处理缅甸问题上,日本的政策表现更为稳健、温和。日本还会继续对缅甸采取建设性干预的政策,并在指导缅甸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