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统制研究

1941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实行贸易统制政策,采取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军队和企业具体实施的方针,通过滥发军票等方式,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东南亚各地的重要资源。日本的贸易统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使日本与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却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给东南亚各国造成巨大损失。     

当前美日两国在改善对缅关系上的合作与竞争

2011年缅甸民选政府取代军人政府执政后,美日两国的对缅政策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对缅出台“务实接触”政策,既有缅甸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因素,更有美国需要缅甸作为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支点的原因;日本则借长期以来对缅“建设性干预”政策和经济合作恢复两国间的“特殊关系”,从而确立其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未来美日都会更加重视两国在对缅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在扩大各自对缅影响力方面的竞争还可能增加。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

根据角色理论,一国国家角色的构建需要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内部定位与外部预期的互动才能得以实现。在互动的过程中,定位与预期往往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角色冲突的出现。角色冲突是国家角色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带来挑战,也为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带来一些阻碍。鉴于引发角色冲突的原因不仅涉及中国自身角色定位与东盟国家的传统认知思维,还受到来自域外守成国的影响,因此缓解角色冲突需构建一套完善自身角色、照顾他者情绪且能应对“不怀好意”冲击的“组合拳”。     

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行动选择研究

冷战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援助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合作,日本现已成为GMS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其对GMS五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本文论述了日本出台GMS政策的背景,对日本GMS政策及其行动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今后的走向做出展望.     

中国和越南边境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云南的影响

中国和越南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加快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与越南国情不同，所实行的边境政策也不同。但两国都注重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国在中越边境地区实行的边境政策，都有利于云南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财政金融统制

1941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实行财政金融统制,采取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军队和金融机构具体实施的方针,滥发军票和南方开发金库券,对占领区征收苛捐杂税,排挤当地商业银行,严重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财政金融秩序,给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权力转移背景下东盟多边外交战略的演变、特点及挑战

冷战后,东盟实施多边外交战略,采取多头下注和风险对冲等策略,在大国间开展平衡外交。东盟为提升多边外交的有效性,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通过主导多边合作机制增强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关系,加快实施海洋安全等各功能领域的行动计划,扩大和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之间的合作,提升其在亚太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影响力,从而将以东盟为中心的点线体系结构构建成立体多维的体系结构。但东盟在大国间摇摆、内部协调不一致等问题会影响东盟多边外交战略的实施。在亚太地区大国均无力建立区域霸权的格局下,东盟虽无力解决大国间的纷争,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大国紧张关系升级,发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过渡期的稳定阀的作用。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影响

冷战后，日本推出了东亚合作战略，希望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出台了GMS政策并积极参与GMS经济合作，并且已成为次区域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日本的参与对GMS五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GMS五国的外交政策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与GMS五国的合作形成挑战。中日两国在次区域的竞争态势难以避免，但也有合作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应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真正实现中日与GMS五国三方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