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研究

从法谚“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演化出了被害人承诺问题。从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 ,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盖因在《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被害人之承诺。但是研究被害人承诺 ,知晓被害人承诺的刑事法依据、被害人承诺的构成 ,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以及讨论现实中的治疗行为、安乐死等问题会起到帮助作用。     

被害人行为介入情形下的因果关系判断

被害人行为介入会导致因果关系判断复杂化,在类型化研究思想指导下,对被害人介入行为区分为被害人无意识举动介入、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和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等不同类型.针对不同类型进行案例研究,总结出不同类型情形下的因果关系判断规则.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基于被害人解释学的研究

被害人对欺诈行为及事项表示怀疑时能否认定为陷入认识错误是诈骗罪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传统见解持肯定态度,但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被害人解释学是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中"行为人-被害人"关联型犯罪的一种限缩性刑法解释原理,它基于法益保护原则与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被提出;其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否定态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加以关注和借鉴.     

论刑事被害人宽恕对量刑的影响

被害人行为对形事诉讼的影响日渐加深,这迫切要求我们对被害人的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本文选取被害人宽恕对量刑的影响这一议题,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到国内外有关被害人宽恕理论的介绍,最后落脚到将被害人宽恕引入到我国刑事法学之具体制度构建,基本结构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以期能够对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与改革产生贡献微薄之力。     

因果关系:被害人行为导入刑事归责的另一路径解析

被害人行为除了当前学界经常讨论的被害人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阻却违法性的被害人同意、防卫过当等情形外,还应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后被害人实施的与犯罪性结果有因果关联能影响犯罪行为定性的行为;此种被害人行为的因果归责路径将归因与归责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被害人行为介入案件的归因上,对作为和非作为分别采用假想排除和作为代替方法来确定条件或事实原因,而在归责上,则主要通过评价被害人行为从属还是独立于被告人行为确定其刑事归责意义,即如果从属于被告人行为,则不排除犯罪人与犯罪性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而如果是被害人故意而为,或存在重大失当行为,则应视为独立而为之行为,可以作为被告人不定罪的理由。     

被害人对于欺骗行为不法的作用

司法实务尚未意识到被害人可能影响欺骗行为的不法。被害人教义学的核心原则是指被害人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原则。刑法的解释与适用必须贯彻"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与适当性"这一总的指导方针。在诈骗罪的场合,被害人对行为人诈称事项已产生具体怀疑时,仍然投机性地处分自己的财产,就不应当让行为人为最后的财产损失负担犯罪既遂的责任。被害人的谨慎义务落实在被害人教义学原理上,即为对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的评价和判断。     

论刑事被害人的容忍

刑事被害人容忍在目前我国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其在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刑事责任的大小以及刑罚执行方式上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对刑事被害人容忍的主体、适用范围等构成条件的准确认定,并辅之以相关的配套措施,对于该制度的实现以及不断完善大有裨益.     

论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

我国目前在侦查阶段没有确立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被害人也无法援用司法救济的方式对抗侦查阶段发生的不当司法行为。然而,被害人对侦查阶段司法行为的不满,却是导致被害人涉法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我国侦查阶段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途径,通过赋予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知情权、参与权、控告权的方式,促使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被害人过错及其刑法意义探究

被害人过错是指由被害人作出的对加害行为的实施与危险性程度有影响的,应受刑法评价的不当行为。被害人过错导致加害行为侵害的法益被保护性降低,从而影响了犯罪人的罪责。本文认为被害人过错不能仅被视为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而应该在我国刑法中构建全面的被害人过错制度。     

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

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自我决定权的解释力辐射到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怀疑与错误、自诉以及刑事和解等诸多刑事法领域。家长主义是自我决定权在刑法上的对立者与保护神。现代语境下,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的关系呈现出既有正向排斥又有逆向制约、既要积极保障又要拒绝溺爱性保护的复调结构。这种二元互动的理论框架,能够向下在微观层面为具体的被害人教义学问题提供思想支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则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立场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倾向。     

浅析被害人同意的法律效果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经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行为在总则中也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只是将其作为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外的其他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一予以论述。然而实践中往往容易碰到经被害人同意而实施侵害的行为,对此应如何处理,如果立法不能作出规定则在很大程度上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本文从被害人同意的法律效果出发,探讨了被害人同意这一问题。     

浅析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理论是来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之理论,即行为人意欲侵害某种法益时,如果这种侵害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被害人所追求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对被害人的侵害。现在的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同意他人对自己可以支配之权益进行处置或侵害。[1]许多国家已将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研究。文章将通过外国刑法对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规定来简要分析一下被害人承诺是什么。     

刑事被害人制度之反思与探索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家属面临着赔偿难的问题,很多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艰难境地,导致被害人不断申诉上访,有的甚至实施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者久访不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防止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再次受到伤害,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需要,所以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对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来引出,深入分析我国的救助工作的现状和立法缺陷,最后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于刑事被害人制度提出建议使之更加完善。     

欧美国家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正> 一、犯罪被害人的起诉权 一国关于被害人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和对被害人加以保护的核心内容。从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来看,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确定,不仅仅局限于被害人是否证人的范畴,而是在立法和实践中不断增强被害人的实质性权利,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其核心在于改变被害人的客体和被动的地位,并不断地在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被告人的待遇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具有典型的意义。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立法和实践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对被害人的保护政策和措施,但目前的状况不尽理想。     

推定被害人承诺之成立要件分析

在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承诺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对被害人承诺之特殊形式——推定承诺进行阐述,主要明确推定承诺存在的要件。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被害人现实的承诺,则其成立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成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     

诈骗罪中“被害人释义学”和信息支配之本质

在诈骗罪的认定上，“被害人释义学”以被害人过失充当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根据，这虽然有助于限缩处罚范围，但却存在刑事政策与刑法释义学上的双重缺陷。在刑事政策上，“被害人释义学”既使刑法的规范效力陷于不稳定的状态，又有悖于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立场。在刑法释义学上，它不符合诈骗罪“类型化的间接正犯”之学理结构，而且会造成罪刑失衡。这一观点的出现，乃是更改了“怀疑”的词义和压缩了被害人同意的适用范围所致。词义以及术语含义的改动，增加了公民对于刑事后果的预见难度和刑事不法认定的恣意。在维持被害人怀疑和被害人同意的既有认识框架的前提下，不存在“被害人释义学”的适用空间。诈骗罪以针对财产转移条件的信息支配为其本质特征。在默示诈骗、不作为诈骗以及价值判断等情形中，信息支配论皆有适用的空间。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害人错误的判断体系——以被害人教义学为视角

伴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发案率高、危害性大且犯罪类型多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只要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的行为,均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为客观事实是否被认定为诈骗,还需从刑法教义学立场进行检视,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研究.被害人教义学中的被害人错误认识与法益保护存在着一定...     

被害人承诺的法律问题探讨

目前,各国刑法学界普遍重视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甚至写进刑法典里,但对被害人关于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的承诺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从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虽然理论上也把被害人承诺列入其中,作为除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之外的其他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但总体上看,由于现行刑法典对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性质和法律效果均没有作出规定,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因此,基于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各自合法权益的需要,研究被害人承诺的性质、法理基础及构成要件,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被害人承诺的法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诈骗罪中的被害人错误认识

诈骗罪中,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并非被害人基于任何错误认识,而做出了处分财产的行为,就能够认定行为人成立诈骗罪.被害人的错误认识一定与法益有关.与法益无关的动机、目的、价值判断、和有关未来未知事实的错误认识,不是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可分为主观确信、抽象怀疑、具体怀疑和没有错误认识四种.主观确信的场合,被害人完全陷入了错误认识,行为人成立诈骗罪既遂;被害人意识到所描述的事实具有不完全性,但却无法对之进行真伪鉴别的抽象怀疑场合,行为人成立诈骗罪;被害人对所描述的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产生特定的怀疑,并且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查知真实情况,使自己的怀疑变得具体化,但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宁愿相信对方所说为真的具体怀疑场合,行为人不成立诈骗罪;被害人没有错误认识的场合,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并无实质意义.对被害人错误认识与现实的不一致,应当立足于“被害人”,而不能从“一般人”出发进行判断.     

国际法上犯罪被害人的人权保护

犯罪被害人的人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人权思考的核心问题。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国家应该同情被害人,维护他们的尊严,不能对被害人采取差别待遇。在国际法历史上,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是犯罪被害人人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进展。本文试通过分析国际法对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以期为中国保护犯罪被害人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