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外事学校同文馆——兼论围绕它的文化、政治冲突

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外事学校同文馆——兼论围绕它的文化、政治冲突胡代聪北京同文馆，旧称京师同文馆，于１８６２年建立，最初只是一项培养少量通晓外语的人才，用于涉外事务紧迫需要的应急措施。北京同文馆的兴办，带动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一批学校的建立。反...     

清末总理衙门的设立对中国外交体制和中外关系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王朝结束,这期间中国的外交体制以及中外关系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而这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总理衙门的设立,使之前"交涉与决策相分离"的外交决策局面结束了,中枢外交决策机构也由军机处变为总理衙门。中外关系的发展较之前相比,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总理衙门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适应了中外关系发展的需要。     

晚清使才薛福成

晚清使才薛福成胡代聪一、“弱国无外交”历史条件下的外交人才清政府派遣常驻外国的使节，始于１８７６年，①从这时起，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薛福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１８９０年受清政府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１８９４年离任。时间并不算长，但被时论认为是晚清...     

两个世界的碰撞——蒲安臣使团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发端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下令海禁,此后,清政府绝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始终以“泱泱大国”自居,维系着“天朝大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华夷体系,与这一体系之外的欧洲等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外交可言。然而,鸦片战争后,华夷体系受到挑战,清政府被迫以“平等”的关系发展与“有约国”间的关系。1868年2月,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以美国离任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开始走出国门,出使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起草的《蒲安臣条约》。本丈通过对蒲安臣出使各国所采用的礼仪以及条约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原其在近代外交中所扮演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的角色,力求给其以客观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中国近代外交礼仪略论

外交礼仪是各国在长期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是外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形式或环节 ,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紧密相连。中华民族自古即重礼好义 ,号称礼仪之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而来后 ,与清王朝发生过多次外交礼仪之争。中外礼仪之争 ,原本基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是可以通过外交磋商途径逐渐消除的。清廷要求外国公使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无疑是错误当改的 ,但西方列强将其外交礼仪模式强加于清廷 ,甚至以此作为侵略借口 ,更属错误。     

加强外国驻京外交代表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思考

根据外国驻京外交代表机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首都公安机关要坚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机制完善、功能全面、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基本原则,并从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情报分析研判,统一规划使领馆所在区域的建设,逐步推进勤务制度改革,提高防范、处置突发事件能力,统一规范对外交涉口径方面进一步强化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具体措施。     

诸葛亮“识人七法”参金国公务员委任制的启示

19世纪末，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启了西方关于人才测评的研究。西方人才测评的发展时间较短，但研究成果却很丰富，形成了心理测验、面试、情景模拟、评价中心技术等一系列的测评方法。我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相对完善的封建行政管理制度，同时选才、用才思想极其丰富。［1］如：庄子的“九征”“八疵”、刘勋的“八观”“五视”、诸葛亮的“识人七法”等。本文通过诸葛亮“识人七法”对我国公务员委任制的启示进行研究，寻找中国古代人才测评方法对现代干部任用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提高识人，用人的准确性与高效率。     

突出“五性”选贤任能

一是把握识人的全面性。树立选人识大节、看主流、看发展、看潜能的意识，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识别人才。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和用实践的观点识别人才，尤其把“德”放在首位，从而确保把那些本质好、潜能大、作风正的人才纳入选拔任用之列。     

识人选才，不离四相

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邦国。有了产业，识人选才就成为企事业单位首要关键的管理工作。笔者用8年多时间，历经我国5省7市7个行业，深入国有特大型企业、大中型民营企业以及国有事业单位，从事过产品设计，生产管理，营销管理，人事行政基、中、高级技术和管理工作，面试过近千名各级人才，学习了多家全国知名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多位企业界专家学者的研究资料，总结出一个识人选才的基本模型，暂名为“识人选才四相模型”，现予分享。     

略论清代外交机构近代化

晚清的外交机构,经历了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转换为外务部的发展阶段。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晚清外交机构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权力由分散不断集中统一,日益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制度趋同,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