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证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些关于控辨双方了解案情的途径。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把握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和全面开示原则，明确规定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的程序。设置对违反开示义务的制裁性规定     

对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两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对照我国司法实践在证据开示中的做法,试图指出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缺陷,以期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构建

在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入主义转移、增强庭审对抗性的情况下,宜采用配套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节省司法资源、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发挥律师辩护职能等。目前我国证据开示的立法、司法现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在对抗式诉讼中是确保对抗式诉讼程序公正进行的有效手段之一。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还有待逐渐完善,以实现我国立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已势在必行。在借鉴英美意日等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建设提出设想。     

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自1996年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先进制度后,我国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并对证据开示制度引入刑事诉讼领域的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和探索。鉴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应从刑事证据开示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后果几方面来建构。     

证据开示的价值追问与模式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对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的范围,证据开示的程序,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以及单方开示还是双方开示等问题进行确定和规范。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试论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前提和环境优化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英美(当事人主义)法系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和存在都有特定的制度前提和运作环境.在我国,要想成功移植该项制度,必须坚持抗辩式的改革方向,促进证据开示制度的环境优化,其意义将比单纯设立一个证据开示制度更加深远.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现状浅析

证据开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已经将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合理、成熟的规定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之中。我国现行证据开示相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及弊端,刑事诉讼立法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确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一种形式，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我国修改刑法典的唯一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程，这种形式日益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提供了锐利武器和强大制度性支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尽管立法允许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但是立法的制度性缺陷使辩护律师所享有的申请取证权无法落实。刑事证据保全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证据完整和追求诉讼效益，实现司法公正。     

论我国对洗钱罪的没收措施——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禁毒公约》明确了通过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以打击相关犯罪的宗旨。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应适当扩大洗钱收益的没收范围;制定洗钱收益没收的国内立法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对没收的洗钱收益的资产分享制度等,以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行政罚与刑罚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的惩罚体系调整是我国刑事政策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在引进西方非刑罚化思潮时,对犯罪圈的大小、惩罚体系如何设计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应适当降低起刑点,扩大犯罪圈,以解决我国刑事政策厉而不严的问题。同时在兼顾效率和人权保护的基础上对我国二元制的惩罚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适当扩大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和数量,以此制衡行政权力的扩张。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以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冲突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从总体上讲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完善我军战时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考量

作为战时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现有的战时刑事侦查程序还存在相关军事法规立法层次偏低和启动程序不具有战时适应性、实行程序不尽完善等明显问题。在新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实施之际，建议提高相关军事法规的立法层次，实行具有较好战时适应性的随机性侦查启动模式，完善战时刑事侦查实行程序的特殊规定。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