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的配套设置

刑事证据规则单独立法符合我国司法的现实情况。确立刑事证据规则应注意与诉讼规则相互衔接 ,从而使证据立法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保障。     

刑事财产保全机制论纲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我国仅仅确立了相对完备的证据保全程序，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财产刑执行保全，但是尚未明确刑事诉讼程序中财产保全制度之规定．从而影响财产刑的执行效果。然而，不管是基于民事财产保全的立法规范和实践效果，抑或城外的刑事立法经验，都足以表明建构刑事财产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由于民事财产保全和刑事财产保全的特点不同，所以刑事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和法律程序具有特殊性。     

论民事证据保全

将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首先要关注民事证据保全与民事财产保全的区别,并正确分析和对待两者重合的现象。民亨证据保全制度需要更多立法上的支持,当务之急是需要对采取民事证据的诉讼中保全、诉讼前保全需符合的条件加以明晰地规范。英美法系国家的某些制度及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不愿调取证据、不能调取证据、不会调取证据三大困局。应当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调查取证立法、强化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三个方面突围。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扣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新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法院诉前证据保全

2012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前证据保全,我国证据保全制度日趋体系化。然而,涉及诉前证据保全的各规范性文件在管辖、申请要件、担保问题上的规定却不一致;其程序设置、保全证据的效力也不明确,还存在将证据保全与民事保全相混同的问题。为此,应当转变理念,凸显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统一立法规定,确立证据保全制度的独立地位,加强程序保障,明确保全证据的效力,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     

论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律师从哪个诉讼阶段开始参与诉讼活动．进行刑事辩护，这是直接关系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重视和解决。一、现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及其存在弊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ilo条第二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可以参加诉讼，但是由于法律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以前的诉讼过程中能否参加诉讼规定不明确，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律师只在法庭审理阶段，即人民法院确定开庭以后，经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定为辩护人后参加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缺失及立法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质证作为审查证据真伪的法律制度,其作用毋庸置疑。我国刑事质证制度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存在缺陷,明确质证的主体和对象、确定质证规则、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定刑事质证主体的证据开示义务、保障律师的取证权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所在。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非正常职业风险研究

我国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面临着不正常的职业风险。刑法第306条中单独为刑事辩护律师规定了具有专门罪状的犯罪。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备也是刑事辩护律师非正常职业风险的原因。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完善立法、改变观念,建立审判前的程序性审查制度,改革律师惩戒制度。     

服刑罪犯发展权问题初探

公民享有发展权已勿庸置疑，而监狱的服刑人员是否也享有发展权还存在许多争议。笔者认为：服刑罪犯的发展权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刑罚执行机关为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促进罪犯的良性发展而保障罪犯享有的基本权利。正如学者王平提出的观点：“保护罪犯的权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保护全人类的权利。”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方面有很大进步：明确公诉人对指控犯罪成立负举证责任;任何人不得被迫证明自己有罪;公诉人要对证据来源及取证方法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证据合法的,将采取有利于被告的选择,排除相关证据;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等。公安、检察、法院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刑事诉讼法不可偏废的任务之一。在观念上要纠正打击犯罪就是保护人权的偏见,应该是两者并重,在存疑时作有利于被告的选择。     

和谐社会视野下前科歧视及其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和实践中存在对有前科公民的歧视,由此造成有前科者就业困难,以致重新犯罪,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文章借助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剖析前科歧视的不合理性,提出应从立法和法院诉讼两个方面保障有前科公民的正当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论纲

刑事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处于受追诉地位,其权利容易受到代表国家的侦查权的侵害,因而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就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见证人制度

见证人是指应刑事侦查人员的邀请参加到勘验、搜查、扣押等特定的侦查活动中,观察监督该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人。见证人参与刑事侦查活动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侦查见证制度无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加强对见证人作用的重视,认识到见证人参与到特定的侦查程序中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现状下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再者应当建立利害关系人在场参与为主、见证人见证为辅的见证制度;同时从技术操作上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得实践中的侦查见证程序有法可依。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与保护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g五十七条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此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抑制违法侦查行为、充分实现辩护权、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比较模糊，条文粗糙，实践中较难把握，同时，没有相应规定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的保护，有待思考和研究。     

域外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架构之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了应对这一跨越国界、人群的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国家全面展开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其中警察介入家庭暴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无论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警察有权主动介入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对施暴者采取限制措施。警察对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逮捕权也不断扩大。     

优先：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理念重塑

以往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由于将＂国家权益＂或＂被告人权益＂等诸多权益凌驾于＂被害人权益＂之上产生的悖论在现实表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合理的重视。或者说,在诸多权益权衡之间,被害人权益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权益,然而只有被害人权益保护才是刑事法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正义。因此,在出现被害人权益与其他权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质优先性,实现最初的人本关怀。     

论司法权的民主特性与现代趋势——以刑事诉讼为展开

有证据表明司法权的民主特性是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规律。2005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司法权的民主特性获得了进一步凸显,但实际上除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外,司法权的民主特性并没有及于更大的视野。以刑事诉讼为例,无论是当事人主体地位与诉讼权利、律师辩护、刑事和解,还是社会公众参与司法和媒体监督司法,都应当是司法权民主特性的体现。将司法权民主特性做广义的理解,是对司法权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把握,有助于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实现程序正义。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