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

许多学者认为,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集体安全。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联合国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偏离。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经历了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第二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五种类型,这些运行模式均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的不同。联合国维和所形成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及“宽泛性”四大特征,也表明维和与集体安全相去甚远。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的反恐挑战与成就

正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自2013年建立后,推动马里国家和平进程不断前行,取得了不少成绩。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旨在帮助马里人民重获稳定与和平,并不承担任何直接的反恐任务。不过,鉴于马里的安全现状与发展形势,要想让其和平进程最终实现,恐怖势力和极端组织是联马团必须应对的重要挑战。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与非盟的伙伴地位浅析

联合国目前的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而维和行动本身遭到来自自身权威性和目标国主权矛盾两方面挑战。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应当在应对这两大挑战中起到调节、联络的作用。从法理依据和非盟在非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上看,非盟都有其参与维和行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相对城外国家面言,非盟对非洲本土政治环境较为熟悉,对非洲本土冲突危机反应更加快速,可以在非洲范围内加强常态化部队建设,一定程度上弥补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和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联合国与非盟的角色关系不能脱离已有国际法框架的定位,两者应该做到角色职能明确,各司其职。     

和谐世界理念主导下的中国维和策略选择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大致经历了从＂三不原则＂到谨慎参与,再到加快参加维和步伐的过程,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和谐世界理念的主导下,中国应以现实主义的视角、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参与维和进行一些策略调整,即从偏安一隅到国家利益的拓展;从被动参加到主动请缨;从低调处理到彰显高扬。     

“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

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此,与"保护的责任"相关目标应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政策和利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纵横谈

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概况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种行动。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明确提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     

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都有较大投入,但在具体的维和过程中,两国的侧重点、原则理念和影响力也各不相同。美国在经费、人员培训和设备供给方面投入更多,而中国在维和人员的派遣方面贡献更大,近些年中国也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以及重要岗位的人才培养和人员输送;在维和理念上,中国强调在尊重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坚持维和三原则,而美国通常会要求他国接受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则,并对武力使用标准更为宽松;在维和议程的设置上,美国一直以来都有较大影响力,中国相对较弱。中美两国未来在维和行动及在联合国框架下介入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因此,中美在维和问题上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长期以来,主导联合国维和建和的是生成于西方文明实践经验的自由和平规范。自由和平注重制度建设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注不足,让维和建和陷入维持和建设虚幻和平的困境。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经验蕴含被称作发展和平的规范。通过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发展和平在国际上传播并对维和建和规范体系产生影响。发展和平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进而消除维和建和东道国国内冲突的根源。发展和平弥补了自由和平的不足,两种和平规范可以互补共生。崛起的中国不仅仅是维和建和规范的学习者和接受者,还是供应者和传播者,发展和平是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走近金刚勇者 泰王国军队现代化扫描

通过参与东盟一体化军事组织以及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01年以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现在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一些泰国部队目前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参与支持战后重建维和行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主要捐助国利益与国际组织的行动空间——基于联合国难民署20世纪90年代难民保护行动的考察

联合国难民署的行动空间受主要捐助国利益影响。基于主要捐助国军事利益和国家声誉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难民署三次大的难民保护行动,即伊拉克库尔德难民危机、扎伊尔难民危机和科索沃难民危机,可以发现,主要捐助国通过难民署难民保护行动获得军事利益和国家声誉的程度影响了难民署难民保护行动的行动空间,即若主要捐助国能够通过难民署难民保护行动获得军事利益和国家声誉,难民署难民保护行动的行动空间大,反之则小;若仅能提高主要捐助国国家声誉,则难民署行动空间居中。此外,在主要捐助国国家利益对难民署行动空间造成主要影响的大框架下,难民署的行动空间在实践中体现出更深的复杂性,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及其内部创新等因素进一步影响其行动空间的扩大或缩小。难民署行动空间的发展变化始终是难民署在政治理性与自身自主性之间所做的平衡。     

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可以概括为高潮-低潮-略有起色的发展过程,目前它处于踌躇不前、徘徊犹豫的状况.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总共进行了21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冷战时期40年13次维和行动的总数,加利时期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也从80年代的每年约1万多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7.8万多人,同期维和预算经费从每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1995年以后,尤其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度陷入低潮,维和行动的规模和经费也急剧下降,联合国维和经费预算为8.1 2亿美元,但到1998年又开始回升,据统计,2000年8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约有3.6万人,1999年7月～2000年6月,维和经费上升到14.17亿美元,2000年7月～2001年6月为25.82亿美元.     

论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

作为国际关系的新事物 ,预防性外交在联合国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冲突的新方式。从哈马舍尔德、加利到安南 ,都不断赋予预防性外交新的内涵 ,相继提出了防止外交、预防性行动等不同的概念。与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性和综合性是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特点。实践表明 ,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已经进入一个介于传统维和和强制行动之间的界限模糊的所谓“无人地带”的军事活动领域,因为它缺乏任何指导性的行动纲领。它只是给传统维和机制装上了一种准备对安全的所有新的挑战产生反应的企图。其结果是近70,000名蓝盔部队的大部分现在在维和计划外的地方执行任务。即使对联合国部队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他们却仍然在旧的行动规则约束下以及明显的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