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特点，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占全球缺粮人口1/3的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尤为严峻，主要体现在粮食贸易、生产、购买力及其获得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从表象看，非洲国家粮食自给率低、农业粮食生产体系韧性弱、国际市场依赖性强等是造成其粮食安全困境的长期原因，但其根源则是“粮食金融化”持续演进的结果。为此，非洲国家需在优化外部国际环境、提升粮食安全内生能力建设、借鉴与分享国际经验等方面加以应对。     

美国粮食战略及其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开启的农业新自由主义强调商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通过双边与多边机制诱使发展中国家开展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取消政府干预和价格管制，为美国跨国粮商的发展壮大提供机会。在美国政府和跨国粮商的作用下，世界上逐步形成粮食市场垄断，并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物帝国体系。受农业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停滞不前，愈益依赖进口，饥饿人口不断增加。这些因素为世界粮食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美国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不可能解决饥荒和粮食危机，相反，美国垄断资本对粮食的控制加剧了粮食危机。     

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这一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为实现人类持久和平锚定历史方位,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明确思路,为重塑全球安全理念指明正确方向。全球安全倡议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指引,以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统筹维护综合安全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为方法路径,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目标愿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知促行,着力夯实全球安全根基,主动化解安全争端,积极承担安全责任,不断完善安全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守护全球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生成逻辑、实践价值与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论述,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形势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生物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内涵、提升生物安全治理水平以及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对生物安全挑战,既需要战略引导下的大国决断,也需要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应进一步采取多元而综合的治理手段,提高维护安全的能力,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在推进生物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应以顶层战略设计为先导,以法制体系构建为基础,以科技攻关为核心,以治理机制建设为关键,以国际协作为动力,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韩国:为粮食主权而斗争

本文通过分析1945年以来韩国农业的变革,介绍了寻找替代性机制的草根运动,尤其是韩国妇女农民协会在实现"粮食主权"活动中的重要角色。文章提出要促进农民和市民开展合作,共同参与到争取粮食主权的行动中来,以实现韩国农民的"粮食主权"要求。     

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及其批判

世界主义民主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从本质上说它属于政治世界主义。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和意大利学者丹尼尔·阿奇布基等人以联合国改革为起点,建构了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设想。世界主义民主否定了主权的地域性限制,强调超越国家边界的治理理念和原则。从短期目标来说,世界主义民主不是要建立世界政府,而是主张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介于邦联制和联邦制之间的民主体制。对于世界主义民主,批评意见认为一是它夸大了全球化及全球问题对主权国家的影响,二是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政治设想,并不具有实践上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世界主义民主关于超国家治理的理论、论点和主张,为探索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新秩序提供了借鉴意义。     

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全球化、气候变化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凸显了南极治理的固有缺陷。当前，南极治理呈现权力再中心化、治理规则软法化、价值理念冲突加剧等一系列新态势。究其根源，在于南极垄断集团寻求主权优势、南极法律的“模糊性建构”、自由主义理念固有缺陷。这不仅导致南极治理陷入困境，而且为中国的南极参与带来诸多挑战。中国是南极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建设者，长期以来坚定地维护现行南极治理机制，已成为优化南极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南极和平与稳定的责任。面对南极治理新态势，中国应避免陷入地缘政治对抗，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南极国际合作，打破南极垄断集团的权力再中心化；加强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研究尤其是软法研究；积极参加南极协商会议工作组与会间联络组，优化中国的南极话语叙事。同时，通过在物质、制度、价值等方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析

作为国家公共部门投资主体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它的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中国与中东引领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会对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领域产生影响,并可能推动国际金融制度演进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联合投资、共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行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并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把握机遇,在防范地缘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布局,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狗日的粮食”

联合国出了一道题目，请全世界的小朋友作答：“对于其余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请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小朋友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伴随时代发展应运而生,反映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呼声、引领时代潮流,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提供重要遵循,也为破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坚持和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绩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逐渐使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瞩目的政治问题,从治理进程的起步到基本治理框架的确立、再到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调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实效。但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混杂而松散、综合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形势下努力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改革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理念、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等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逐步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确立真正的引领者地位。     

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深陷赤字、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主要是变革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际制度和机构,包括推进联合国渐进改革、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等。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变革者。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也要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复杂深远影响。同时,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全球性大国也应在特殊时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强化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