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飞跃,其宗旨在于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农村居民,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群众满意度。当前,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面临着工作基础相对薄弱、供给侧矛盾比较突出、服务体系转型相对艰难等现实困境,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居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日益增加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只有加快推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元共建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才能保障“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全面振兴美好图景早日成为现实。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对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法定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作为促进型立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重在激励,同时促进与约束并重,尤其是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好法定职责。实施好这部法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规范农村集体的组织和运行,面向市场搞活农民合作经济,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多元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承担着为本区域乡村建设培养和输送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如何使其培养的人才与乡村人才缺口相契合、助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当下城乡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从区域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开发与整合、“专创融合”新农人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双创”师资队伍建设、校政企协同育人共同体构筑等方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区域乡村建设输送高质量“双创”型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重振乡村教育 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的核心战略。乡村振兴策略期望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教育是一个核心要素。教育的振兴与发展可以给乡村带来"留下来的希望",也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     

新时代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队伍是乡村振兴工作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实践者,是推动党的“三农”政策落地生根的中坚力量。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从制度上、思想上发力,从“选、培、管、用”四个环节入手,打造干劲足、实力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如何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强化立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乡村振兴立法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将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法制化,立法意义深远、立法目的明确、立法内容丰富,对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青年“乡村CEO”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现实困境和策略选择

青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青年“乡村CEO”是乘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之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现实之机、打造数字乡村的技术之机涌现的崭新职业，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在主导层要坚持政府牵线原则，公开招聘各类人才；在任务层要成立专门运营公司，全面整合乡村资源；在标准层要明确政企权责边界，制定业绩考核指标；在动力层要带动村民共建共享，收获职业价值认同。目前，青年“乡村CEO”面临运营公司整合范围有限、政企权责边界有待清晰、职业长期规划尚未明确的现实困境，需要从鼓励抱团发展，实现乡村资源共享；推动村委放权，明确政企职能权限；完善配套制度，拓展职业成长空间等方面探索破解之道，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注入发展活力。     

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正>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近年来，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以“生态化、轻量化、市场化、艺术化、价值化”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宜居、宜业、宜游”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获“江苏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称号，镇党委获评江苏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     

乡村生态振兴及其法治保障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天更蓝、水更绿、生态宜居"的顶层设计,其法律内涵包括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发展三方面内容;其核心是平衡多元价值。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污染源头多样、治理难度大,制度供给乏力以及治理方式单一。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国家立法为基础,突出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强功能,形成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其次,推动政府主导的单轨环境治理机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双向互动治理机制转变;再次,发挥法治与德治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规范作用。     

探讨基于乡村振兴的社区教育发展问题

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其中,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专业人才稀缺和对人才的培养力度不够。利用社区教育可逐步改变我国农村教育比较落后的局面。农村社区教育面临着师资力量薄弱与相关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针对农村社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可以为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乡村振兴中农村金融立法困境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事业的国家级战略,农村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金融保障和政策保障,加强农村金融立法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当前,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存在立法层级过低、立法定位不清、立法内容错位三大困境,亟需在加强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建设、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督查、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律责任三大框架下,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目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逻辑、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结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界限,以此来建构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路径。     

论乡村振兴过程中“城归”人员的“补位”功能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振兴、农民的振兴和农村优秀人才的主体性振兴。面对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严峻形势,推进乡村振兴亟需动员和吸引潜在的优秀“城归”人员积极返乡干事创业,充分发挥好他们投身乡村发展建设的“补位”功能,促使其切实补足乡村产业振兴、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的主体之缺。为此,一是要加强对“城归”人员的宣传教育,唤醒其主体意识,引导其真心诚意地返乡;二是要持续改善农村发展环境,为“城归”人员搭建展才、立业、建功的舞台;三是要加大对“城归”人员干事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使其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立得住脚”;四是要重视对“城归”人员的能力培养,使其能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迈得开步”。     

代际传递视角下乡村教育振兴：逻辑进路、价值基础及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下教育振兴如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一个需要长久关注的重要议题。乡村教育振兴作为破除代际贫困、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的重要手段，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追溯精神根源，筑牢目标导引，从政策支撑和内生动力激发上蓄积动力，从而践行后脱贫时代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的时代旨归。一方面，乡村教育振兴为乡村代际传递提供内化发展的核心动能、确立根本可行的关键方法、瞄准关键环节、构建系统持续的良性生态；另一方面，要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变革代际传递，需坚持全面覆盖、一贯到底，顺应时代、百花齐放，城乡统筹、公平公正，传承创新、融合共生的原则，最终促使乡村教育振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革乡村代际传递关系实现质的飞跃。     

立法护航现代化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面实施河南发展“十大战略”,离不开坚强的法治保障。2021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河南“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围绕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秉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原则,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审议通过《河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河南省教育督导条例》《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用法治力量护航现代化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保障机制——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而农村学前教育是“薄弱环节中的短板”。农村幼儿师资队伍的数量不足、师资队伍不稳定和专业化程度低等是制约农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阻碍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进程。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良好的机遇和动力,以“立足农村、为了农村”的乡村振兴战略核心理念来指导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能够有效破解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主要内容和热点

文章基于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1992—2022年7月研究乡村教育现代化的352篇有效文献开展系统性可视化分析。研究主要发现，各年文献发表量整体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且阶段性研究热点紧密联系国家政策与实践。现有研究强调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协同发展的“系统性”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出发点，离不开学校、教师等的持续健康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展望未来，可以从深化和拓展研究深度、研究广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为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推进提供支持。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方略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新时代语境中,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诉求包括:激活乡村文化的生命活力;推动乡村文化的新陈代谢;为乡村振兴战略固本铸魂;满足乡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文化强国夯实根基。振兴乡村文化,一要构建政府、文化工作者和乡民“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二要构建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保护和传承机制;三要构建乡村旅游、文化市场培育和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模式;四要构建家风文化、乡俗文化与新时代公民道德为一体的文化建设机制;五要构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文化整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