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

刑事合规是在加强企业违法犯罪预防中有效而切实可行的重要对策。我国刑事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源起于刑事合规强大的外在驱动和企业刑事风险发出的失控预警。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中纳入刑事合规具有实践基础和现实必要,构建了我国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制度重塑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我国刑事合规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是解决单位犯罪归责理论的界定问题、刑事合规个性化参考因素在单位犯罪制度中的适应问题以及刑事司法模式由对抗性走向合作性的改革问题,对刑事合规预设行进弧度。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和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既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也是相互通联的关系,无法将我国刑事合规的实施与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割裂开来讨论。应当围绕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单位注意义务、犯罪量刑标准、处罚方式、刑罚的种类、刑罚的处罚力度等方面推进单位犯罪制度的重塑,避免我国刑事合规流于形式,更好地将我国刑事合规植入单位犯罪理论。     

论刑事合规不起诉中的检察建议——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81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中自发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其中,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在刑事合规不起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做不起诉处理时,基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就如何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它既为涉罪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是检察机关在后期考察涉罪企业合规改进状况进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重要依据。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与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意见存在本质区别,也承载着有别于传统检察建议的制度功能。从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来看,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存在具体指向型和概括引导型、检察建议前置型和检察建议后置型等不同模式,其各自适用条件、运行机制、法律效果等并不相同。为了保障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过程的正当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应建立企业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规听证等配套制度。     

企业合规的理论与实践

正【主题导引】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推进民营企业依法、守规经营,自2020年3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检察机关对于办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同时,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预防和减少企业违法犯罪。自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近日,第二期试点工作的启动,标志着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朝着纵深发展。当然,随着企业合规实践的不断深入,相关理论的构建更显急迫与重要。本期主题研讨将聚焦企业合规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为改革之推进贡献智识力量。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企业犯罪与合规建设的探究

企业犯罪是单位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一大阻碍,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极强的破坏力.因此通过不同监管系统部门的积极响应将企业合规建设借鉴运用于企业之中,借鉴刑事法律的理念等让企业合规建设呈现"刑事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使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企业自身预先进行犯罪防控管理.本文...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以刑制罪”理论的反思与展开

面对刑事立法性罪刑失衡与个案罪刑失衡问题,刑法学者们开始从罪刑关系入手,考察刑罚对犯罪的反向制约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以刑制罪"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反思与展开,文章指出,"以刑释罪"值得提倡,但必须区别对待、谨慎适用;而"以刑定罪"则是明显的恣意解释、滥用刑罚权,应当坚决予以杜绝。     

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

加拿大通过《青少年刑事司法法》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是对《青少年犯罪法》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的量刑基本准则和量刑考虑因素，为少年法庭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审前报告引入量刑辩论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量刑会议，则有助于法庭决定公正、恰当的刑罚。在新的量刑制度规范下，非监禁刑在量刑时得到普遍适用，犯罪少年被处以监禁刑的比例明显降低。这种以平衡犯罪少年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量刑制度安排，对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市削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实践与理论探索进程

企业合规已经从民商事和行政领域慢慢走入刑事司法领域,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使得检察机关既可以打击企业犯罪,又能够规范企业运营和维护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符合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在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单位犯罪等制度的参照和比较适用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也为未来...     

量刑视野下对贪污罪量刑修改的学理探讨——以贪污罪量刑数额修改切入

作为对犯罪评价的"权杖",量刑直接引导着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并成为刑法价值的直接体现。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说明,无论站在理论还是实践角度,草案内容无疑会对法律人造成一定困扰,例如早已习惯以明确数额梯度量刑的法官如何平衡犯罪行为与责刑的适应,这种修改是否会减少梯度量刑标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法确定是否会再次推向司法确定,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直接探讨。     

从高空抛物入刑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符合当下惩治犯罪的特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新的时期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内涵.以"宽""严"与"相济"为核心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的高空抛物罪进行剖析,分析其"入刑"的必要性.据法益种类及其法益侵害程度的差异,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定罪量刑可从四个维...     

对少年刑法的立法思考与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采取附属条文的立法模式,主要体现并分散于《刑法》、刑法修正案和若干司法解释之中。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现行条文对未成年犯罪人已经足以达到教育、感化和改造的立法初衷,创设独立的少年刑法既无必要也难以操作。少年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防止被情绪化的舆论或者民意所牵制,对于刑事一体化的推翻与重建不能一蹴而就,应首先考虑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弥补,而不是依靠单纯改变刑事立法模式以适应现实少年司法的需求。在未成年人构罪问题上,应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准入门槛,平衡成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防治。从具体问题来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降低,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为发挥社会综合治理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我国将企业合规不起诉引入公诉制度之中,从而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合规不起诉制度乃是欧风美雨之产物,它缘起于美国,并被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吸收、借鉴和确认.我国检察部门在借鉴域外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开展了两轮试点工作,对我国的企业合规不起诉进行了一系列有益...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刑事沉默权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涉及到刑事沉默权、诉讼理念、诉讼价值等深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价值目标上的内在统一问题．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不必自证其罪的基本原则。为此，可以通过修改罪状表述来避免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碰撞。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上虽然有若干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但依然比较粗疏，刑罚体系总体上并没有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未成年人在无期徒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的适用中存在着一定争议和困惑。为更好地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在刑罚适用上区别对待。对未成年犯罪人，应禁止适用无期徒刑，限制罚金刑的适用，并建立罚金刑配套制度，以及禁止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的认定标准研究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纳入刑法规制以来,对醉驾的惩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对于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刑仍存在广泛的争议。笔者从刑法总则与分则关系、危险驾驶罪的客体角度出发,认为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案件,可以不以犯罪论处。在此前提下,笔者提出了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的认定标准,并认为通过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对醉驾的量刑标准进行统一规定,是当前亟待进行的工作。     

单位受贿罪主体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将单位受贿罪从自然人受贿罪中分离出来，规定为独立的罪名，显示出此种犯罪行为具有其特殊之处，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并禾对此予以重视，而实践中这种犯罪行为却呈日益多发和复杂化的趋势，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本文主要依据刑法的相关基本理论，围绕本罪的主体进行分析，以期对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和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西方法律中犯罪预防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犯罪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功能不当的产物，因此强调犯罪防治应当着眼于加强和改革刑事立法和司法。固然该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将犯罪原因肤浅化和犯罪防治简单化，但其表达出合理的一面也不容否认，即刑事司法是犯罪防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于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内容、价值等问题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研究的力度不够。在我国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今天。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学研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犯罪防治研究领域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