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中国

中国对G20采取了与G8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G8,中国始终较为谨慎,并保持一定距离;而对于G20,中国则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并明确支持。这种态度的差异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利益、对国际秩序的构建、价值观、应对全球性问题等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G20应担任"领导者"角色,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G20机制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重视G20的议题设置,尤其要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发展"两大优先议题。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一带一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包含了国际维度的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一个对现有国际合作模式的探索性调整.“一带一路”之所以出现,与全球经济地理变化、产业调整、全球秩序失效以及民族国家角色变化等时代趋势有关.时代趋势赋予了中欧新的合作空间.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同时体现了时代背景和中欧关系自身逻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体现了较强的“中国规划”色彩;“互联互通”成主要抓手;展现国际秩序合作的可能性;呈现出“多速”和“多维”发展趋势.中欧双方未来在经济融合、构建国际秩序以及文明互鉴等方面合作前景广阔.     

智库峰会开辟“金砖四国”对话新渠道

2010年4月14—15日，巴西总统府战略事务部下属的应用经济研究所在巴西利亚召开了题为“后危机全球转型中‘金砖四国’的作用”的“金砖四国”智库峰会。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四国与会学者就当前四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交流了看法，为深化智库对话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观点如下：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欧盟经贸立法：动向、特点与对华影响

自2020年以来，欧盟接连以“安全”“人权”“环保”“公平竞争”等名义制定或实施一系列经贸立法，并将中国企业、实体和供应链作为重点限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常态。这些法案均以保护和增强欧盟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目标，凸显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单方面赋予欧方“长臂管辖权”和自由裁量权，是欧盟应对大国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相关法案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对欧出口合规成本和投资准入门槛，阻碍欧洲企业对华投资和技术溢出，限制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前沿议题规则制定。对此，中国需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措施综合应对，维护本国企业、实体合法权益和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路径及态度分析

自"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提出以来,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安全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尽管以遏制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日美澳印四国,正以显性和隐性路径不断加强战略合作。但是,四国对该战略合作的态度不同,也影响着该战略合作的进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破解周边安全困境。     

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途径及中国的应对——从南海仲裁案说起

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和平手段主要分为政治与司法两种并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倾向于运用司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结合争端本身的特点选择最适宜的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争端是否能够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不影响国家依据国际法所赋予的合法权利、自身偏好自主选择国际争端的解决方式.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四不”立场,完全是由于仲裁案本身严重违反国际法,并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参与和支持国际司法的积极立场和态度.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想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把握运用政治、司法手段处理国际争端的“黄金分割点”,提升在国际公约的制定等议题上的话语权、争端规则的动议和谈判能力等,以在国际司法程序中增加胜算.     

从中欧峰会看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文分析了历届中欧峰会的主要成果及其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作用。对于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从欧洲内部因素和美国因素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中欧双方并无重大战略利益冲突，加强中欧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但在“西藏”、“人权”等涉及我根本利益问题上，中方不会做出让步。     

欧盟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化”

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欧盟危机感的增强以及欧盟内部改革背景下,欧盟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朝着“经贸化”回归,即优先考虑双边关系中的经贸问题,更注重对现实经济利益的追求,并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更加扩张性地推动其利益目标的实现.     

美日印澳战略互动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基于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

国际体系单元间的实力变化以及互动关系不仅影响着体系结构转变的进程与方向,还间接推动着地区秩序的形成、维系、转型与重塑.受"制衡中国"的共同战略考量以及美日拉拢的影响,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地区围绕安全、经济和价值观议题的战略互动明显加强.这不仅加剧了四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还日益冲击着地区的原有权力、制度、观念结构,促动地区秩序的整合与重塑.但同时,四国在"印太"合作中的利益考量、立场选择与目标设定并不完全一致,四国内部也存在着张力.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制约了美日印澳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印太"地区秩序重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

本文概述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演变所经历的四个历史阶段:尝试性接受、相对排斥、有限参与和积极参与,探讨了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组织外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并对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成效进行了简要的评估.文章指出,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在维护了本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对地区及全球事务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对策

“机制化”就是建立机制的程序和过程。本文认为：G20机制化建设应该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契合G20的“非正式性”，通过常设机构设置、议题建设、积极谋划集团外部机制的发展，不断完善机制内容，增强机制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则应在议题拓展、成员规模、组织结构、机制架构和法制建设方面推动G20从“非正式性”向“正式性”，从“协调机制”向“决策机制”转变。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化建设，将其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评析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中韩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两国文化的和合共生.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有着以下主要特征:两国高层领导在此议题上高度良性互动,人文交流是主要纽带,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与主流媒体则是突出舞台.面对问题和挑战,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交流方式有待改进,美国、日本的竞争与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问题不容低估,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这个议题上的舆论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管控美日的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优化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问题上的议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     

从国家利益看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性

安全利益、发展利益、责任利益对于主权国家,特别是对于有影响的大国而言,是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大力发展中欧关系,对于中国这三方面的利益至关重要。中欧关系的平稳发展,既要发挥中欧之间的各种积极因素的作用,还要考虑到中美欧之间的关系。     

"9·11"事件后的中欧关系及其发展前景

中欧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与有效合作.本文回顾总结了90年代后半叶以来中欧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分析了"9·11"事件后中欧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存在的挑战,并对中国如何把握机遇、化解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挑战提出了建设性战略思考.     

世博会与我国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大众媒体、民意调查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影响国外民众，扩大本国政府、公民与国外民众的对话，减少他国公众对本国的错误观念，提高本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世博会为我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盛大的平台，也成为中国面向全世界的“公共外交”新舞台。     

浅析中国与中东欧务实合作

自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关系不断提升,目前处于苏东剧变后历史最好时期.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对华需求增大,总体对华态度与政策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适时出击,大力推动双方关系步人崭新阶段.中国与中东欧“重新发现”后,①势必推动双边以及中欧关系不断发展.     

发展中国家集团与中国

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同于传统的联盟,它们更多关注经济利益,不针对特定国家,以议题为导向,按协商一致原则开展工作.尽管遵循不结盟政策,但中国也参加了G20、“金砖国家”等一些集团.中国参加这些集团可以从集体认同、发展利益、安全威胁、国际制度四个方面予以解释,其中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是首要考虑因素.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分别从政治、经济和认知三个层面展开，短期目标是减少政治杂音对中欧关系的不利影响，中期目标是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深化中欧对话与合作机制，长期目标是促使欧方逐渐摒弃传统对华负面认知，接受并认可中国发展道路。然而，作为“崛起力量”的中国与自视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对称，以及期望“文明复兴”的中国与宣扬“普世价值”的欧盟在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导致欧洲对华认知与欧中交往日益加深不成正比，制约了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效果。鉴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如何提升对欧公共外交的思路。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