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商业行为判断的问题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挑战,绝对豁免原则逐渐走向相对豁免原则。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主体,属于国家豁免原则例外的商业行为应如何界定,一直是国际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内容以及美国最新案例法的发展趋势,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浅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有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司法实践赞同绝对豁免主义,然而,从当前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上看,限制豁免理论呈上升趋势,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我国应当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采取行为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标准,确定是否给予国家行为法律规定的豁免。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问题是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古老话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基本的一点是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采取了限制豁免的原则。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中国之应对

近些年来,针对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而相关国家则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管辖豁免理论与之周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限制豁免论已经成为豁免理论的主流,绝对豁免理论的应用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而且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批准,我国以及一些对《公约》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必然转变态度,进而接受并批准该《公约》,这是历史的必然。本丈着重从理论、国家管理、立法、司法、高等教育、企业和实务七个方面对我国如何应对该“公约》进行了阐述,指出在这些领域,我国应当如何具体操作,使我国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帚下最大化。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浅议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有绝对主义和限制主义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在实践中赞同绝对主义 ,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国家豁免问题——从日本、韩国比较法角度的探究

在推进"法治中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国家豁免的立场和立法。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国家豁免原则,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以及具体标准在实践中并未统一。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只有零散规定,没有专门立法。这些法律规定有时与司法实践相矛盾,在实践中难免带来困惑。依法治国必然包含有法可依,这要求我国尽快制定一部国家主权豁免法。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宜借鉴各国优秀成果,既包括在此方面具有相对成熟经验的欧美,也包括同处东亚、与我国具有类似文化、在此领域同样初步探索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制度。当前,日本、韩国都逐渐转向了限制豁免主义,日本更是在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后制定了自己的外国主权豁免法,韩国也有呼吁本国尽快立法的声音。我国应慎重考虑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体例完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

国家豁免理论的转变杨晓东国家及其财产享有管辖豁免，是国际法上一项古老的原则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家豁免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主义到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过程。如今，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占优势的理论。本文将探讨...     

国家豁免之例外情行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的本质是处理好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问题,维护经济的发展。几百年来,国际主权豁免作为国际法中基本原则为各国所遵守。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行为加入经济中,原来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已经不能是有现在的社会。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具体理解国家主权豁免原则,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规定国家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承认国家主权的有限豁免已经成为十分实际的事。     

民事权益结构中的商事权益——兼论商事权益的法律构造

民事权益本质上是民事权利和民事法益的统称,其中包含商事权益。商事权益是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的法权表达,表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的个体性是经济关系中的个体性,只有在法律关系的意义上,才能够充分体现和实现其个体性。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商事权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商事权益的本质及其结构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立法、司法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事权益内含于民事权益概念之中,但有其内在的特殊性,这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一属性相照应。     

法国商法：法典化、去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法国作为开商法法典化先河的国家,其商法法典化及其发展变迁无疑值得深入研究。法国商法理论基础落后于民法,未能给《法国商法典》奠定必要的立法基础,从而使法国商法法典化表现出显著的先天不足。在基本商法部门纷纷采取单独立法的情况下,《法国商法典》逐渐走向了去法典化。但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法典化思想影响下,法国立法机关一直在寻求法国商法的再法典化。不过,法国商法的再法典化未从根本上解决其体系化与逻辑化不足的问题,因而法典编纂实际上演变成了法规汇编。     

论欧盟民商事裁判管辖权体制的基本架构

欧盟理事会《民商事件管辖权与判决承认及执行条例》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直接民商事裁判管辖权体制正式形成。而三项管辖规则构成该管辖权体制的三根支柱,即住所在欧盟成员国内的人原则上均应在该国被诉;在欧盟一成员国有住所的人可依特别规定在另一成员国被诉;在任何成员国无住所的人得在一成员国依该国国内法规定被诉。欧盟民商事管辖权体制的运作真正实现了欧盟成员国在有关民商事管辖权规范方面的高度协调一致。     

论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行为的法律责任

外交特权与豁免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中,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损害相关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而且损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行为是国际罪行,是国际刑法规范的对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该行为在国际法上引起国家责任,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追究相关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是受害国的重要救济手段。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发布逮捕令的国际法思考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虽然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巴希尔总统虽然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但这种豁免不能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否有利于恢复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待检验。     

国有船舶在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问题研究

国有船舶豁免理论认为,对任何国有船舶的诉讼也就是对国家的诉讼,因此国有船舶同国家一样不能在外国审判机关中作为诉讼标的。目前的限制豁免理论认为,用于政府商业性用途以外目的的国有船舶不得享有豁免权。但是,拥有但不经营船舶的国家不应以任何方式被要求对船舶的经营负赔偿责任。     

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的适用与发展趋势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是国际贸易全球化的应然产物,其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功能愈加凸显。《通则》于司法实践中不仅可以经当事人的选择成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可以经由法庭的裁量充当国际商事合同的准据法。中国也已有一些与此相关的司法案例,学界以往一直对《通则》能否作为合同准据法适用存有质疑。201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加剧了这种质疑。     

民法与商法的分析方法比较——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

民法和商法有不同的原则、理想,所以有不同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民法强调平等、自愿,价值取向是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商法则强调效益、安全而以营利为价值取向。同一案例用民法和商法分析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商事营利主体的行为要适用商事法则处理,而民事主体的行为要适用民法规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