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个体化走向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之研究

社会参与有益于个人与社会融合,进而提升幸福感。论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分析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并从社会融合论和社会资本论两种理论视角,探讨青年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交往关系信任程度产生的。其中,社团参与型活动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弱关系信任,而强关系信任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社会交往范围扩大,青年以个体化方式构建"生活交往圈"时,应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边界"考虑进来,以获得幸福感等社会情感支持,从而由个体化走向社会融合。     

中国高等教育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基于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非径向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的高等教育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高等教育效率的空间关联性进行验证,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高等教育效率的收敛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9~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效率呈现"先小幅上升,后保持平稳,再小幅上升"的变化趋势,整体效率在71.6%~76.5%之间;中国高等教育效率存在β收敛特征,地理因素和社会特征对高等教育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区开放程度、高等教育管理水平与高等教育效率收敛性正相关,高等教育平均规模对高等教育效率收敛性有负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效率收敛性影响不显著。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职业代际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阶层与个体健康联系密切，然而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以职业阶层为研究切入点，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实证检验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在控制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后，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向下流动并未显著影响子代身心健康。利用PSM控制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自选择效应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著。通过KHB法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路径存在差异，工作性质和生活幸福感分别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维度的首要影响路径，资源分配机制则是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主导机制。社会流动是社会文明开放的重要表征，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重塑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第二,社会公平感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三,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表明,随着社会公平感的增强,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会削弱;中介效应表明,社会公平感能够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因此,重塑政府信任的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社会公平感。     

社会质量与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

基于CSS2013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安全感、社会情绪和环境意识三方面考察了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现状,并探讨了社会质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整体上处于积极健康状态,正向社会心态是共识;社会质量是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环境意识越强;社会凝聚对三类社会心态都有显著影响且作用方向一致,即社会信任有助于积极社会心态的产生,而对社会冲突的感知则会催生消极社会心态;社会融合对社会安全感和社会情绪有显著影响;社会赋权对三类社会心态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据此提出通过提升社会质量优化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政策路径。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证

分析经济增长中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因素,对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5-2008年中部地区的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其加速效应并不显著。     

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政治现实还是社会剥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尝试以政治现实模型和社会剥夺模型这两种国外主流理论为框架,分析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对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居住绩效的政治现实模型对流动人口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而稳定的解释效力,而建立在参照群体间居住比较基础上的社会剥夺模型则对流动人口政府信任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由此,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影响政府信任的核心机制在于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评价。     

体育锻炼能促进志愿活动参与吗？——基于道德资本视角的倾向值匹配检验

探讨体育锻炼的道德资本效应是对体育锻炼的多元功能与综合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育锻炼能否促进志愿活动参与是衡量体育锻炼的道德资本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2020年最新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大型经验数据，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等倾向值匹配方法，探讨体育锻炼影响志愿活动参与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参加体育锻炼者与不参加体育锻炼者在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工作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户籍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匹配混淆变量后，参加体育锻炼对志愿活动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与总样本一致。基于此，可将体育锻炼作为促进志愿活动参与的重要路径，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资本存量，切实发挥体育锻炼在促进健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我国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政策探析

周长城、徐鹏在《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3期撰文认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探讨影响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主观满意度高低有明显影响，且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晚年生活丰富程度、危机意识三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本文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采用职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流动情况。运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二项logit和多项mlogit模型分析发现,教育程度、阅读习惯和工作的自主程度几乎都具有显著影响。加入体制因素后发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成为创意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在体制外,农业户口、工作年限越长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创意阶层。此外,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体制内的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通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体制外的子代的职业选择。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分析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的机会公平变量(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执法、工作就业机会、选拔党政干部)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义务教育、公共医疗、财富分配、行业地区待遇、城乡权利待遇)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此外,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对居民的普遍信任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提供公平的流动机会,缓解阶层流动受阻的现象,对于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十分重要。     

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等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金融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通过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样本期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拉动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中主要是生存型消费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并且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空间溢出性。     

政府信任对基本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民众凭借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建立"政府信任",随后在"政府信任"的基础上自发的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于上述观点,使用CGSS(2015)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发现"政府信任"对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利用虚拟变量构造变截距、变斜率模型,发现收入对基本养老保险具有非线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存在"正U型"影响。使用"潜分类模型(LCM)"分子样本回归做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显著成立。     

我国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收益比较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比较,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分摊比例较高,对部分贫困家庭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但高等教育私人投资的货币收益是明显的,非货币形式的收益正面影响更为显著。而且高等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对国家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针对高等教育当前出现的问题,政府应变单一的财政拨款和直接政府补贴为更多地通过机制转变和政策引导来激活教育金融市场,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或捐赠,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助学贷款范围,实现教育投资来源多样化;应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高等学校应注重实用性人才培养以便更好地和当前中国产业发展相匹配。高等教育私人投资者应注重高等教育私人投资效率,形成“终生教育”理念,提倡继续教育。     

官方媒体使用影响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研究——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及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大众传媒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政治与心理意识。在以往研究中,官方媒体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2014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官方媒体使用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官方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爱国主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政治信任不仅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爱国主义的影响,也负向调节了官方媒体使用通过爱国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政治信任与官方媒体使用是相互竞争关系,政治信任高,官方媒体使用通过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便会弱化。     

信任:基于人性的社会资本--福山信任观述评

福山信任观的主要实质就是把信任当成是源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他认为人们自发组织社群并进行各种互惠合作的天性和争取被认可的本性是形成信任的主要源泉和基础,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对于经济、政治及社会各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其信任观尽管仍然属于唯心史观,但是对于信任问题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探究还是有不少的帮助和启示。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2006-2017

近年来,社会各界从孝道观念和赡养行为两个方面对“孝道衰落”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孝道与孝行”的讨论维度,从动态视角分析赡养行为作用机制的变迁,试图回答赡养行为是否受到孝道观念与代际支持持续且稳定影响的问题。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和2017年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孝道观念中互惠性孝道强于权威性孝道,十余年间,二元分化特征变得更为明显;第二,青年赡养行为全面增强,父代支持行为同样增加,代际双方逐渐形成稳定有效的家庭互助模式;第三,尽管十年间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变化明显,但对赡养行为的作用效应并未发生改变,孝行仍受到各因素的稳定作用。上述结果揭示了我国青年群体的孝道观念、赡养行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家庭赡养模式和预测未来养老问题的走向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