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对青年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影响

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的人际信任结构呈现出对城市居民的信任缺失与对来自老乡、亲戚等信任度高的特征,这影响了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模式,使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在结构上呈现以强关系为主以及社会网络分割的趋势,而此种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具有一定局限性。     

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探析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社会质量的考察应当从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出发。因此,社会信任与社会质量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对我国目前社会群体的社会信任状况的分析,可以揭示当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状况,并据此可以评估社会质量。通过对社会信任与社会质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的社会质量,并找出提高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的途径。     

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以《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证

人际信任分为制度性信任和关系性信任。研究显示:若制度性角色未能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委托人难以对受托人建立起制度性信任;乡土社会的人际约束力较强,因此中国人更倾向于建立关系性信任;社会流动会使得人际约束力下降,从而动摇关系性信任的基础。     

社会资本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效应与培育

社会资本理论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各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出了关注与解释。社会资本不仅成为解释社会问题的新方式,更被认为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信任、规范以及参与网络"为内核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充分认识与研究政治发展、民主治理与公共政策领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变迁

鲜有研究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尤其是对比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动态变迁过程。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CGSS2003和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和2013年,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形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2003年,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和非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重要途径;而2013年,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非经济效应机制——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知来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结果说明,中国已经很好地释放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并且正在向释放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效应转变,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和社会信任的培育有重要启示作用。     

当代台湾青年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状况分析

基于2012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六期第三次计划的调查数据,从交往人数、交往层次和频率、互助关系和岛外交往四个方面探讨当代台湾青年社会交往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较为稳定,家人和朋友的互助关系在社交网络中最为明显,岛外交往较为密切;同时,基于此数据还从志愿服务和社团参与两个方面分析当代台湾青年社会参与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青年一代的政治参与意识极为薄弱,对社区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度也显不足,志愿服务精神需要进一步培育和提升。     

信任的差序格局：对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的一种解释——基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实证分析

信任研究是中西方学者都较为关注的问题,而在中国人"信任谁"以及"何种信任"上,学术界争议较大.在实证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发展出信任的差序格局论.这一理论包括四个同等重要的方面:(1)信任的差序格局是以关系进行划分的;(2)差序格局是一种渐进的扩展的信任同心圈;(3)圈内外的行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4)信任是指向特定事件的.最后,文章指出中国人的信任恐怕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不能简单的用普遍或特殊信任来描述.     

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 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充满不信任

今天的社会呈现的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从一个独特角度透视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一,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在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转型期青年人群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青年人群在价值、观念及行为态度上的变化,并由此而改变青年人群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信用评价及信任态度。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制度暂时空白,致使社会上、中、下三个层面上的非诚信行为增多,从而引发了青年人群对部分政府组织、工商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和一些个人的信任危机。     

拆除“社会墙”的对策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出现社会道德的下滑,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公正,缺少利益共享机制和畅通的利益表达途径,使得社会不同群体对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猜疑、隔膜和不信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社会墙。这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有效的思路来解决。要拆除社会墙,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大力发展社会资本,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构建社会利益共享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同时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转型到＂和谐社会＂的诉求。文章以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析,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后工业社会管理之理想模式,而合作型信任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基础。鉴于中国现实情境不完善下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建构,通过现代公民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育促进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合作型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合理路径。     

社会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形成

基于不同学科对信任定义的不同以及信任来源的差异,信任可被分为工具型信任与认同型信任两类.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在两岸关系研究中学界更多地侧重于工具型信任的研究,而认同型信任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两岸互信形成问题的解释效力是存在局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由社会认知取向可知,应该正确理解两岸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不信任感,并着重研究如何消除之.与此同时,通过两岸共同参与的过程,建立起两岸认同,进而形塑两岸之间的认同型信任,才能促进双方更深入的合作与更快的发展.     

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兼论警察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

从警民信任关系视角出发,建构警察被信任感、职业使命感与其幸福感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基于215名在职警官的实证调查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使命感在被信任感与警察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公安机关从信任和职业使命感双向视角提升警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双向引导并行的方式增强警民交互信任感知,以拉近警民心理距离方式切实提升警察幸福感,以唤醒从警初心使命的方式有效激发民警幸福感提升的内在动力,成为当前提升警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培育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和谐

和谐的民族关系、良好的民族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为民族内部和谐稳定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参与网络.通过民族间的信任与合作,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互助、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从而确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也不断影响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存在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能够提高网络资源、改变网络结构;并通过网络中蕴含的网络资源和其中的高地位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受。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雷锋精神帮我们重建社会信任

被妖魔化了的“陌生人”贺新：今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寇教授，对此，您怎么看？“陌生入社会”又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寇东亮：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但人们对这种转型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拒斥甚至否定。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对多数人来说，“熟人”因知根知底，便认为是可亲可信的，而“陌生人”因其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而被不少人视为潜在的“坏人…敌人”，则是可疑可怕的，甚至被视为可怕的“妖魔”。多数人总是以防范的心态面对“陌生人”，告诫自己或劝诫亲朋好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和陌生人交往”。另有一部分人则信奉脸厚心黑、情感冷淡、道德冷漠、为人冷酷等，通过瞒、骗、欺诈等手段，伤害或损害“陌生人”。     

论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是通过"制度化"与"社会化"来实现的。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经历了由"制度化"到"社会化"这样一个由"外"到"内"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制度化"与"社会化"是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政府起源及其信任问题的发轫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要避免政府掉入"塔西佗陷阱",对政府信任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对于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信任问题并不是现代社会中政府的必然产物,也不是某国政府面临的独特问题,其实是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政府本身能不能被信任的问题了。这可以从政府起源的各种学说中得到明确的证明。在政府起源的各种学说中,无论是"冲突论""融合论""契约论"还是"土匪论",其本身就包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就是说政府信任问题发轫于政府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