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和互补共进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人,刑法学关注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是"陌路人"?在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由于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但是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犯罪依然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生状态"。因此,如何认识犯罪的生存和产生的原因,如何实现对犯罪的全面预防和遏制,如何扭转重严惩轻预防的刑事政策,其更大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将历史地降临在犯罪学身上。犯罪学和刑法学如何实现相互联动和互补共进,将是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共同任务。     

何谓“犯罪”

正什么是犯罪?这对一般公众来说"不成问题",而对于犯罪学和犯罪学家来说,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难题——有多少个犯罪学家就有多少种犯罪定义。这是因为公众所看到的是身边的"坏行为"或者最多是地域广大但发生在当下的"坏行为",而犯罪学家看到的却是跨越时空的"非行"。在犯罪学家看来,公众对犯罪的认识是"很成问题的",而事实上,公众"成问题"的见解对犯罪的影响却远大于犯罪学家的"真知灼见"。犯罪学家只有先影响了公众,至少是政府官员的关于犯罪的观念,才能对犯罪产生     

现代语言建构主义及“实践性”的缺失

现代语言建构主义作为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施动者的言语行为如何建构了社会现象。尼古拉斯.奥努弗强调言语行为演绎出了规则,规则形成了制度,制度构建了社会。弗里德里克.克拉托赫维尔强调言语行为包含有规范的含义,规则规范已经渗透到社会性制度事实中。现代语言建构主义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特性,扩展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但其理论把语言看作分析的对象,而不是言说者的实践活动,对语言本质属性———"实践性"的忽视制约了其对语言其他问题的研究。     

社会生产关系视野中的犯罪学

犯罪学自1876年龙伯罗梭发表《犯罪人论》创立迄今已有128年的历史，而今天的犯罪学并没有明显超越意大利学派当年的成就。我国的犯罪学更处于封闭徘徊之中。从事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尚没有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没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和研究者的培养模式。如果把犯罪学研究视为一种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则在社会生产关系的视野中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这几个问题的有效答案。     

赵琛与《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39年),是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该书的产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犯罪学受到重视,法律院校开设犯罪学、少年犯罪学课程,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问题的重视及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等历史背景密切有关。该书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刑法学的发展,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所提出的"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思想"等,也都均具有较高的理论、实践与历史价值。     

主持人絮语

新年伊始,"海外犯罪学家"专栏也迎来了它的周岁生日。这个专栏是本刊前主编姚建龙教授与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社会人文学院曹立群教授共同努力搭建的一个平台,其目的是"活跃中国犯罪学的科研,促进犯罪学的健康发展"。     

街头惯习:格拉斯哥的青少年帮派、地域及社会变迁

青少年"帮派"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对地理空间上的独断性的控制,为了经济利益而活动,既是帮派研究中长久以来的焦点,也是至今为止犯罪学上关于"帮派"定义的核心内容。在本文中,笔者在一项人类学研究中重新考虑了格拉斯哥青少年"帮派"和地域空间之间的关系。借助空间背景下布迪厄的惯习的概念,笔者强调地域主义和帮派行为应该被理解为不同的现象,并与后工业化城市中有限的空间自主性相联系。这种将两种概念分开分析的方法,容许在超越传统犯罪学的视角下,通过涵盖关于空间、阶层和身份的社会学理论去理解"帮派"行为。     

犯罪学价值实现处遇的反思——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与方法

转型社会中对知识的诉求和接受模式与犯罪学当前价值实现的困境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在本质上则是知识与社会的互构过程及规律的认识。犯罪学展开的反思性研究中要突破惯性的学术传统，需要的是独立的立场和方法。而知识社会学则是从知识入手阐释知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知识问题阐述社会问题及最终解释知识的价值实现规律的工具和方法。因此，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契合了犯罪学的反思性研究，以此为立场，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可以关注犯罪学知识的创新机制及过程，并通过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推动犯罪学知识和社会的双向发展，所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开展对我国当代犯罪学的研究，对突破知识价值实现的困境、拓展人们的研究视野并推进学科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功利追逐与价值回应

社会对犯罪学的期待正日益功利化。犯罪学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罪因研究正日益受到社会功利化追逐的冲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当前，社会需要更具实际功效的犯罪学知识和技能。对原因的研究显然难以回应社会期待。被犯罪学者们追随了百年的学科根基开始动摇。来自于学界自身的质疑日益显现。如王牧教授指出，犯罪学的学科定位应当是研究整体犯罪现象的科学。     

环境犯罪学的兴起：从观察到实验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环境犯罪学开始逐渐受到我国犯罪学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目前对于环境犯罪学的理解,很多时候仅将其看作研究犯罪事件与其当前环境关系的流派,而忽略了环境犯罪学对于犯罪学研究科学性的推动。事实上,环境犯罪学的核心理念应当是通过抑制与犯罪具有直接关系的犯罪机会来降低犯罪的发生。这一独特的理念造就了环境犯罪学研究的两大特色:一是面向微观地理空间的研究视角;二是以社会科学实验为主要研究手段。其中,强调社会科学实验是环境犯罪学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正是该学派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社会科学实验的引入大大增强了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令犯罪学研究成为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的犯罪治理策略。鉴于此,我国在学习环境犯罪学理论的同时,应该吸收这种先进的犯罪学研究方法,通过高校为中心的警学合作模式,解决我国犯罪学研究成果现实转化的问题。     

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犯罪学基础理论是关于犯罪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之系统知识,在学术上属于学的范畴。我国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晚于西方,其学科设立的时间较短,这使我们成了后行者。我国犯罪学研究具有如下问题:其一,作为后行者有学习、借鉴先行者的条件,但往往也会造成惰性。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不少有连篇累牍地摘引、照抄、"言必称希腊"的现象,这是研究惰性的反映。其二,重术轻学,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理论是毫无价值的空谈。其三,犯罪学研究在广度上有偏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在深度上有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弊病。其四,研究成果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重数量,轻质量。其五,没能吸引和有力组织多学科、多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犯罪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需要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打破传统的刑事科学应用学科主流观念的束缚。犯罪学学者应向非刑事科学领域学科挺进,以便对犯罪学基础理论提出有创辟胜解的诠释。犯罪学研究机构应大力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建立健全研究载体,重视争取主政者与权威人士的参与和支持。     

移民青少年犯罪——理论阐释的综合评述

犯罪学理论学者往往认为移民青少年比本土出生的青少年更容易犯罪,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却与之相反。犯罪学理论认为,移民青少年由于受到传统特质的保护(比如与家庭和学校有更现实而紧密的联系、与罪犯朋友接触的机会较少、所处的同质社区有更高的集体效能等),较少接触迁入地的青少年亚文化,因而更遵纪守法。所有这些理论也可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代际差异:与前几代相比,晚世代移民青少年更容易犯罪,因为他们熟悉了当地文化,同时原居地的保护性因素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退。此外,社会建构主义解释了社会和政治对移民青少年的持续偏见。我们进一步讨论了整合上述理论方法的必要性,以及用这些理论框架解释国际和国内移民问题的重要性。     

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

建构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吸收了诸多学科的营养,主要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尤其影响到建构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内部流派纷繁,即便是在主流建构主义阵营之中,也存在贴近实证主义的温和建构主义和诠释成分较高的语言建构主义。但同时,建构主义又有着三个鲜明的共同特征认为主体间互动建构社会意义,强调施动者和结构互动建构身份和认同,突出观念在塑造行为方面的作用。建构主义彰显的是人的能动性、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性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能够在国外和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迅速发展起来。     

维护一个传统的信条——对犯罪学研究“三段论式”的否定之否定

犯罪学研究犯罪问题,这一点在学界应该说是不存在什么异议的。但是到底怎样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才是合适的？近年来,不少学者也许是有感于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还不为社会所重视之事实,而力求从学科研究本身来寻找原因和谋求突破,     

世界著名犯罪学家排名及相关问题

对著名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的评价和排名，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英语国家的犯罪学界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这类研究的结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夸大其作用。尚未见到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排名研究的成果。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并不等于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对外国著名犯罪学家的评价要准确、客观；应当恰当对待外国犯罪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要案会诊——第五届犯罪学高层论坛综述

2012年6月9日至10日，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与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要案会诊——第五届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逸夫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是继2007年的“犯罪学基础理论”、“社会敌意事件”、“社会冲突与治安防控”等四届犯罪学论坛之后，中国犯罪学界首次以个案和要案为切入点、注重实证分析、打破学科限制的学术盛会。论坛由张荆教授和皮艺军教授主持，分为6个单元，分别围绕陕西药家鑫杀人案、云南马加爵杀人案、洛阳李浩“性奴”案、湖北邓玉娇案、湖南张君案等个案，以及报复社会型犯罪、官员腐败犯罪、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嫖宿幼女案等类案，从犯罪学、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不同领域，对案件进行了独到、深刻、多视角的剖析，并通过着力探索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普遍性规律，回应了现实社会对中国犯罪学的期待。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生命进程中各年龄阶段的非正式社会纽带对犯罪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人生进程中犯罪的新视角解释，为反思当代犯罪学理论和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犯罪形势严峻、犯罪学研究滞后、刑事政策尚不完善的历史背景下，介绍及借搭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尤显必要。     

“星二代”犯罪——真命题? 伪命题?

争论不断的"X二代"犯罪能不能成为一个犯罪类型或命题,其内涵和界定如何做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会不会产生标签效应,从而激化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扩大阶层间矛盾?这些问题不管我们认不认为它应当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进行研究,它们都已经活生生地摆放在我们面前了。可以说,这些争论背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犯罪学、刑事司法实践的框架,而这也更加证明了我们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不论是从犯罪学的角度,还是从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学者对这些问题应秉持着谨慎的态度进行研究,应相当理性地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狂躁的舆论。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中国犯罪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犯罪学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起步后,又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犯罪学理应茁壮成长。然而,受制于"三级学科"的框框,犯罪学在新世纪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提出犯罪学所面临的五个方面的缺憾,并探讨这些缺憾给犯罪学家带来的困扰和走出困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