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少年犯为研究样本

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少年犯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基本情况开展调查,并从影响犯罪的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四方面建议,主要是：实现刑事审判与社会帮教体系的“无缝衔接”、探索建立对未成年犯有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给予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矫治、健全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崇文区为例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立法和司法的难点所在。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检察院2003年至2006年受理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通过重新审视我国目前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完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的具体建议。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信息窗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沪举行为期两天的少年司法改革与宽严相济——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沪落幕。与会专家对上海市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等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方面的积极探索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有必要进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的研究,以利于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留守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实证研究——以重庆某区77名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

通过对重庆市某区近五年重新犯罪的留守未成年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留守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比例高,身份特点突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的监护存在不足。为有效预防留守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针对留守未成年人缺乏监管条件、自制力差、与社会联系薄弱等特点,需从依恋、奉献、卷入、信念四方面建立联系,最大限度减少留守未成年人重新犯罪。     

试析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

在当今和谐社会进程中，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其初犯时尚未成年，重新犯罪时虽多数已经成年，但如不加强改造，重新犯罪的生涯将是漫长的，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长期的、严重的。为此，从实证研究入手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规律、致罪因素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将有助于科学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增强教育改造的针对性，有效遏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     

缓刑犯再犯罪呈低龄化的对策

近来,我们发现监外罪犯中缓刑犯重新犯罪呈低龄化新动向,1997年11月至1998年2月,在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监所科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起诉的4起缓刑犯重新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缓刑犯再犯罪占了3件。     

我国应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尚未足够地考虑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加以区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个案调查,表明了在我国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的必要性。确立这一制度需要在我国建立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有机结合的平台,并需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立法机制。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社会观护制度探索

社会观护制度是人民法院在长期的未成年人审判中探索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制度,适用于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案件。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近几年的探索实践中,总结出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工作的经验,形成了具有长宁特色的社会观护"一二三四"的工作体系。社会观护体现了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性价值,但在工作效率、制度规范、评价体系、配套机制等四个方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完善路径,为进一步推进该制度的深入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厘清了工作思路。     

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社会观护制度的检视与完善——以上海闵行法院为样本

社会观护制度是人民法院在长期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探索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制度,起源于刑事司法理念、发展于涉少民事审判、整合于家事审判,在家事案件审理中起到了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经过数年来的探索实践,总结出具有闵行特色的社会观护工作机制流程。但面对家事审判改革,检视现行制度仍存在程序性规范缺失、职能界定不明、法律地位模糊、激励评价机制欠缺等问题。本文以上海闵行法院运用社会观护制度实例为样本进行分析,厘清思路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观护制度整合运用及深入发展并提出完善路径。     

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问题分析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现象应该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     

评析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日趋升高，有些甚至是惯犯、累犯。尽管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认真审视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会发现，我国未成年犯制度理论基点的模糊性和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了具体操作的欠规范性、科学性。本文的主旨在于，立足于行刑理性统一论，从理论基础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对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进行评析，为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提供一些理性思考。     

审矫衔接机制的构建及探索——发挥多元力量加强对未成年犯的矫治

青少年犯罪后的成功教育和挽救是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重要环节。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如何发挥自身职能优势，探索借助多元力量，积极进行司法矫治，逐渐被一些司法实务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基于垦利县法院探索实行的“判前心理理疗”和“判后审矫衔接”两项制度，就人民法院帮教犯罪青少年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上海成立全国首家省级未检专门机构

1月17日从上海市检察院获悉,全国首家省级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成立,该处将统一指导、协调上海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各项探索创新工作。目前,上海市已形成区县基层检察院、     

“涉罪未成年人异地社会调查相关问题”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国家监护和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各省市地方检察机关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途径、方法等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多样性和复杂性。为进一步贯彻《刑事诉讼法》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明确和规范涉罪未成年人异地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主体等配套措施,2014年6月14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减刑、假释制度的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减刑、假释制度在未成年人犯刑罚执行领域的建立和完善。作者认为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改造成果、减少重新犯罪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文章比较了一些典型国家的减刑、假释制度，提出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和执法上的困惑，并对减刑、假释制度应有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谈谈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庭教育 从审判实践的视角

“法庭教育”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在中国少年司法领域凸显其特色，亦成为我国少年审判工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法庭教育”在矫治失足未成年人、预防其重新犯罪、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下将从少年审判实践的视角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法庭教育状况进行分析，对完善该项制度设计提出建议。     

保护处分制度探索研究——以M区罪错少年违法情况为例

作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发源地,上海检察机关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本文以M区2016-2017年罪错少年违法情况数据统计为研究样本,从保护处分的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配套体系等角度,探索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相关问题,从建立触法少年情况的信息反馈共享平台、设立分类处遇流程,配套强制性保护处分措施的司法审查和检察监督机制等方面健全多样化的保护处分制度。     

上海纪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制度创建20周年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率先在起诉科内设立了“少年起诉组”，成为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设立的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年来，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的探索取得长足进展，全市检察机关初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的组织机构，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工作专门组织的省。今后一个时期，上海检察机关将逐步推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对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以及过失犯罪等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促使具有和解可能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刑事纠纷，     

写在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三十周年

<正>1987年4月,《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诞生,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程。这部地方条例是新中国首部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门性地方法规,对于上海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制建设和保护体系建设起到了引导作用,开启了中央和各省市通过专门立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先河,对上海乃至大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都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价值和标杆作用。三十年来,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价值:条例中关于家庭保护、社会保护、政府保护等保护体系已经为中央层面立法和其他省市立法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