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陈述制度之反思与重构——以我国民诉证据立法为视角

当事人陈述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种类,但是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影响了对该证据的正确运用与认定,同时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在分析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基础上,对大陆法系的询问当事人制度进行了一般考察,最后阐述了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纰漏的原因并对其完善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当事人陈述程序规则探析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功能仅仅定位于证明案件事实，关于当事人陈述的程序规则规范缺失。在充分认识当事人陈述的程序功能基础上，应准确定位当事人陈述的法律性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听取程序和当事人询问程序，对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进行程序化改造，建构我国当事人陈述程序规则，以充分实现当事人陈述之多元化程序功能。     

当事人陈述制度之管见

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存在于民事诉讼领域,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当事人陈述性质混同、二律背反等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相脱节问题突出。对此,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听取当事人和询问当事人制度,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多元化的措施,逐步完善我国的当事人陈述制度。     

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的正当化

我国学界现有研究只是将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框架性地区分为证据意义的和非证据意义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因缺乏程序外观而呈现出体系凌乱和相应制度功能弱化的困境。为改善当事人陈述状况，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话语权实现，对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制度正当化势在必行。立法上，宜将当事人陈述制度细化为在法庭辩论阶段具有阐明案情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和在证据调查阶段具有证明案件事实功能的当事人陈述。在具体实施上，应为不同制度功能的当事人陈述设置相应的程序机制。     

台湾民事诉讼中合意选择法官制度透视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改革中,试行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审判的制度。这一新制度乃世界首例,其理论基础在于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提升人民对法院裁判的信赖。该制度的推行具有民事性、独创性、合法性和注重理论指导性等特点,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当事人询问在行为保全程序中之构建

当事人是案件过程的亲历者,是事实认定的最佳信息来源,其陈述助益真实之发现;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具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是最差的证人,其陈述阻碍真实之发现。鉴于当事人对案件真实发现正反两面之功效,向来以正确而慎重裁判之达成为目的诉讼程序,将当事人询问规定为补充性证据,并居于证据种类排序的末位。而在以简易、迅速而经济裁定之达成为目的之行为保全程序中,首先询问当事人既能契合程序固有的快速解决机制,又可以满足被申请人甚至案外人之程序保障,使得法官尽早掌握案件要点。因此,取消当事人询问之补充性地位,并置于证据种类排序的首位更符合诉讼目的。     

完善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若干思考--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作为最基础性的工作,其重要性、艰难性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既往的研究多从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官审查证据的关系入手,得出当事人应当自行收集证据的结论,对于法官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积极作用则未提及.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证据收集制度存在的缺陷、成因及后果的基础上,对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研究,论证了区分法官在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实体决定权和程序指挥权、制裁权的必要性,反驳了片面强调弱化法官职权的观点,提出了全面收缩法官的实体决定权,加强法官程序指挥权和制裁权,完善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制度,确立公民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立法构想.     

从举证时效与证据交换制度看我国审前程序之重构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既是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这一诉讼权利的保障,又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程序性的限制。在重构我国民事审前程序中,还应借鉴国外立法例,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即“法官指导当事人举证”,规定当事人的主导地位和建立当事人双方和法院的共同良性互动机制。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取证制度刍议

我国目前的法院取证制度存在着制度嫁接错位、违背程序公正原则、制度相互冲突和消解、不利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不利于形成现代的司法观念等诸多弊端 ,应摒弃对法官直接取证的价值的迷信 ,构建完全由当事人取证的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确立

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尚未确立。我国民事诉讼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该原则之确立,采用"基本原则加具体程序设置"之立法体例,较为适宜。此外,通过明确规定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真实陈述义务、赋予法官讯问权、禁止诉讼突袭等配套规定,有效保障诚实信用原则之运用,以使我国民事诉讼发挥最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