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法律规制

紧急状态制度是人类应对最严重危机保持和平秩序的一种法治上的努力，通过克减公民人权以集中紧急权力的方式应对危机，消除危险。然而，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不可能是任意的、无限制的，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限制及底线，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权克减是否正当。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应当受到以下限制：比例原则的限制；基本人权不得克减的限制；宪政原理的限制；国际公约的限制。     

论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

在国家遭遇到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 ,一般都要通过行使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紧急权力来摆脱危机 ,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对这种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的理解应当从宪法规范本身的价值出发 ,既不能因为紧急状态的出现而完全否认宪法的权威 ,也不能坚持宪法的绝对至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在强调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的基础性价值的前提下 ,才能够在紧急状态与宪法效力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紧急行政权是应对紧急状态的必须的权力;不同宪政体制下紧急行政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紧急行政权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行政紧急权力与宪政的关系模式

对主义模式主张 ,宪法秩序是统一和完整的 ,在紧急状态下 ,除了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别权力外 ,行政机关没有其他处理危机的紧急权力。批评者指出该模式过于理想 ,将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仰。相对主义模式则主张 ,在紧急状态下 ,国家既存的法律体系可能无法应对 ,行政机关必须拥有强大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 ,但不能对现存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批评者认为该模式缺乏原则 ,是在为行政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辩护。自由主义模式公开宣称需要没有法律 ,通过事后向公众说明理由的方式 ,由公众来决定公共官员的超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批评者认为该模式将会导致专制和全权主义。     

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

本文侧重对我国目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现状、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 ,并在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基础之上 ,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 ,此外 ,还应当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 ,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不必要的侵犯。     

从汶川地震看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完善了我国国家紧急权的宪法规范,但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紧急权的规定和参照四川汶川大地震应急预案的启动,我国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仍存在实体条件规范、程序条件规范、限制规范和监督规范缺失的不足.需要在宪法中增加判断是否应进入紧急状态的最基本条件,完善国家紧急权表决、宣布等程序,并明确国家紧急权的使用必须遵循基本人权不得克减和比例的原则,将行使国家紧急权串先、事中和事后的行为都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