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反制裁的博弈与伊朗的核发展态势

2011年12月底,美国通过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为了增加制裁的实效,美国构建以美欧和部分波斯湾国家为主的制裁联盟,采取高压态势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面对来势凶猛的制裁,伊朗积极采取多种反制裁措施,以平抑金融制裁和石油禁运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冲击.制裁同盟存在的内在缺陷,也将使美国发起的制裁大打折扣.伊朗核问题仍将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一道难解.     

经济制裁与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地将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孤立”政策，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由“被制裁者困境”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单独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制裁措施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萌芽于各国的反单边经济制裁实践，通过构建全球以被制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力争同以美国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制裁企业网络相抗衡。在全球性的“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出现后，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就成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对中国而言，构建以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为目标的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降低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经济层面有效避免中美经济在短期内全面“脱钩”，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策略层面都具有其他反经济制裁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反经济制裁解决方案。     

奥巴马政府伊核政策调整探析

结合美国伊核政策的现实困境与美国内关于伊核政策的辩论，可以看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伊核政策正在进行调整：美国政策目标理性下调，有可能认可伊朗一定限度的、可监控的核燃料生产能力；某些政策手段将进一步强化，而另一些手段可能更加灵活；策略性放弃推翻伊朗政权，集中处理伊核问题，实现政权与核问题的分离；在多边机制建设方面将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伊核问题有望从目前的僵局转变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强制外交与伊朗核问题

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危机的一种战略.在伊朗核问题上,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力图使用强制外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然而,从2003年至今,伊核问题不断反复,持续升温,目前已发展成为潜在的冲突爆发点.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强制外交战略谋划不够清晰、设定强制期限约束力不足、存在“后续成本”以及伊朗国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强制外交始终难以奏效.未来很难断言美欧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而可以肯定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伊朗核问题的“心酸”与“无奈”——伊朗发展“核”的原因分析

伊朗核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多年来为了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美国同它的西方盟友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战争威胁,国际社会对其更是"严防死守"。然而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本身的缺陷,美国和安理会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等,使得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不断加深。加之出于对能源安全、民族自尊心等方面的考虑,伊朗一直强调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伊朗走上拥核这条路有其深刻的缘由。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成本较低、政策实施可控、可逆的对外政策工具,其作用受到更多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外交迄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经济制裁经验,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支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使对方改变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显示外交信号等.从实施主体看,中国多使用单边经济制裁,同时也谨慎而有选择地参与了部分多边国际经济制裁.就制裁范围与强度而言,中国多采取有选择的制裁而非全面制裁.在制裁内容方面,贸易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融制裁的潜在作用仍有待挖掘.在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制裁政策应反映何种外交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如何与其他对外政策工具协调,以及在制裁实施中应把握哪些外交智慧和技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

通过对中国经济制裁事实的梳理,本文指出2010年后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了。研究表明,2010年后中国的经济制裁呈现出"有限的回击"的特征,即经济制裁的强度较低、实际运用的范围有限,且经济制裁仅用于对他国侵犯中国国家利益时的回应。中国运用经济制裁的逻辑在于,中国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增加,推动中国在传统的外交与军事手段之外寻求新型反击方式,而经济制裁因其有效性、和平性、灵活性等优势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促使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然而,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目标国的低脆弱性与升级战略的可行性等因素,又导致了中国经济制裁的有限性。经济制裁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强制性外交政策工具,但迄今仍处于辅助性地位。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分析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经济制裁的成本不断增加和功效逐渐降低的情况下 ,反而更加频繁地实施经济制裁 ,这其中虽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动因 ,但政治方面的动因 (包括国际政治动因和国内政治动因 )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近 1 0年来 ,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日趋复杂化 ,经济制裁的强度和效果也大不相同。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析论

奥巴马竞选连任获胜,体现了美国民众对其过去四年执政成绩的肯定。未来四年,奥巴马会基本延续其第一任期内的外交方针政策,并在一些问题上力图有所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变,亚太地区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将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继续下去。美国将进一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斗争,推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将全面推动美俄关系的发展,并始终关注朝核问题。然而,目前美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并不乐观,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将受到诸多挑战。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造成了大量矛盾,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施政将造成不利影响。北约内部矛盾重重,美国希望利用北约主导全球事务的构想很难实现。西亚北非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牵制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将不容乐观。鉴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奥巴马在其新任期内的外交目标很难完全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实施将不会一帆风顺。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危机,是战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美国首次通过秘密“准军事行动”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由于这完全出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与经济需要,有损美国的“民主”形象,因此被刻意隐瞒达半个世纪之久.本文借助新近面世的档案文献,揭示美国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演变过程,尤其是对伊“准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过程.文献证明,美国在伊朗的目标首先是出于冷战地缘战略考虑,防止伊朗为人民党和苏联所控制；其次是扩大美国的影响,追求石油利益,伺机取代英国的传统地位.由于谈判、斡旋、援助、石油禁运、武力威胁等手段均无法遏阻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和石油国有化诉求,美英最终通过隐蔽行动推翻了致力于推进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的摩萨台政府,扶植巴列维王朝复辟,建立了亲美独裁政权.但美英干涉打断了伊朗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是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敌对至今的深刻历史根源.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试析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内在症结与解决途径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除了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的历史积怨以及美国对伊朗长期制裁和军事威胁引起的现实矛盾外,还涉及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对外部势力影响的排斥,再加上美国为了维持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因而试图改变伊朗现政权等现实因素.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纠葛,使双方陷入某种难以化解的冲突困境.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对国际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威胁,美伊双方应从理性出发认识这种冲突的不利后果,通过民间社会交往消除成见,推动政府开展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     

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略

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普及和日益发展,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国家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渠道.网络国际战略作为近期美国实现外交目标和推进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是"巧实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和提升美国霸权地位,实现政权更迭和制度替代,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中,革新战略战术和技术手段,日益重视网络战略的功能,处心积虑对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开展网络攻势和网络渗透,形成了一整套策略、方法和途径,其政治影响值得关注.     

对抗，还是缓和？——核危机下伊朗对美政策解读

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同时,又注意讲求策略,避免矛盾彻底激化,其目的是促使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从根源上解决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后内外交困的处境是伊朗寻求伊美关系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伊朗已经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关系缓和的可能。但是,如果美国在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伊美将会走向军事冲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将是美国的优先选择。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探源及对我党的启示

对墨西哥而言,20世纪是革命制度党的世纪。从1929年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长达71年之久。其间,革命制度党曾带领墨西哥人民创造了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腾飞的"墨西哥奇迹"。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的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终于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败北,丧失政权,其原因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论美国“持械经商”本质

为维护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多年来一直采取包括武力威慑、政治施压及经济制裁等诸多强制手段在内的"持械经商"方式在国际上谋取不平等经济利益。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美国"持械经商"正出现强化趋势,而这种方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是基础,国际经济秩序不稳很容易造成其他秩序动荡。所以正确认识美国"持械经商"本质并妥善应对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国际责任。     

"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

"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是:以"布什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建立"新帝国"为最高目标;为实施"新帝国"战略而严重夸大外部威胁;以对"流氓国家"的"预防性战争"、"政权更迭"和"民主化改造"作为"新帝国"扩张基本手段。这些"创新"相互影响,其危险是:践踏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加剧国际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     

“颜色革命”及其思考

“颜色革命”是以某种颜色为标志，以“街头政治”为方式的亲美亲西方的政权变更行动。“颜色革命”都由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操纵，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和财力，借口“培养民主土壤”，利用文化、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舆论宣传，政治动员和金钱援助，培养、收买和雇佣非亲美亲西方国家的反对派，伺机发动“街头政治”，推翻执政政权，改换亲美亲西方政权。在中亚地区，就是推翻亲俄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的政权。“颜色革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对此应高度警惕，加强防范。     

孟晚舟案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正式启动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引渡听证中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出辩护意见,指出逮捕孟晚舟违反了双重犯罪原则。引渡请求所指的行为符合双重犯罪原则是该罪行可以被引渡的前提条件,加拿大《引渡法》与《加美引渡条约》均对此原则有明确规定。美国以欺诈类罪名指控孟晚舟,而被指控的行为本质上是孟晚舟违反了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条例。加拿大的《特别经济措施法》没有针对伊朗的制裁,且不承认长臂管辖和第三方制裁,因此孟晚舟的行为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