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测谎仪的发明和应用,在犯罪侦查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现在,测谎技术作为一项通用高科技已被世界上50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国防、司法乃至商业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测谎技术完全是科学可信的,通过测谎可以准确地鉴别有罪和无罪.近年来,测谎技术正快速和大量地进入了我国司法领域,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侦查手段,为公、检、法、司等机关解决众多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取得显著效果.为了促进和推广这项技术的应用,本文着重对测谎技术的概念和原理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等方面作较详细的阐述.     

在“非议”中成长的测谎理论与实践

测谎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测谎作为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它的质量可控并且具有极大实践价值。因而，无论在侦查破案还是司法审判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的“非议”非但没有阻碍测谎技术的发展，相反成为了测谎成长的推动力，为我国关于测谎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课题。     

测谎技术法律问题透析

测谎在我国被日益频繁地适用于侦查领域,但立法上却几近空白。本文通过对外国测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研究,针对我国目前测谎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规范测谎的立法建议。     

司法心理测试技术应用研究成果综述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侦查系参与了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司法心理测试技术、设备及应用研究,承担应用研究子专题任务。课题组采用实验研究和现场实案测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研究任务,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成果主要内容如下:测谎技术用于区分犯罪施行者、知情者和无辜者研究;反测谎识别及其对策研究;测谎技术在刑事案件侦查中的应用研究;测谎基础理论的探讨;测谎技术应用情况;本课题研究对测谎技术的创新点。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论司法心理生理测试技术的价值定位

测谎作为一项新的刑事技术,在案件侦查中具有度量心理压力状态、提取犯罪心理痕迹、实施良性心理影响的独特功能。同时由于测谎结论的概率性、对谎言判断的间接性和适用范围的条件性等特点是测谎技术的局限性所在。根据我国目前现状,把测谎技术作为侦查工作的辅助性技术手段和审查判断证据的重要方法是恰当的价值定位,不排除在将来条件具备时成为直接提供诉讼证据的司法鉴定技术。     

测谎技术的心理与生理机制

现代测谎技术是在长期的司法工作特别是犯罪侦查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技术。测谎的有效性,已在国内外长期而广泛的应用实践中得到证实。然而测谎学的理论尚远不成熟,对测谎的心理生理机制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充分,致使测谎技术带有较强的经验性、模糊性、不精确性。本文从情绪,认知,注意和定向反射四个方面探讨了测谎的心理生理机制。认为,COT技术主要基于情绪反应。OKT技术主要基于认知心理,但两种技术共同的心理基础都是注意。注意的生理基础是定向反射。因此,测谎的实质,就是测试被测人的心理定向反射。     

测谎结论的审查判断

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目前比较现实、相对合理和比较紧迫的措施是规范测谎技术和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法院在审查测谎结论时应注意审查测谎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测谎的启动和组织是否合法,对测谎结论应当经过法庭的调查质证。     

测谎结论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测谎技术和活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应用，自80年代起测谎技术就在我国侦查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侦查导向、查找线索、提高破案率等巨大作用。但是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理论界争论不已，而且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存在问题。应该充分认识测试技术科学有效性，肯定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科学证据体系。     

严格责任的中国命运

严格责任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没有主观过错或起诉定罪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制度,但它的内容不断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修正。严格责任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罚目的、刑法谦抑这些制度是能够相容的。在我国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是现代刑法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罪过理论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论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

事实认定对于司法裁判具有关键作用，民事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是靠证据来支撑的。测谎技术本身是科学的，关键在于怎么科学地去用它。测谎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以归于鉴定结论之列。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仅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而且也不存在理论障碍，测谎证据的应用能为解决陷入事实认定僵局的疑难案件打开一扇希望之门。对待测谎证据，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民事诉讼中严格规范测谎证据的适用条件、范围和程序，并适时推动测谎证据立法化。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 --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我国疑罪从无的理论省察及规则重述

疑罪是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遭遇且无法绕开的实然性难题。刑事诉讼立法抑或刑事司法或显或隐地借助于从无来摆脱其困境。疑罪从无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被我国理论所倚重,理论上不仅将其视为国外司法活动的惯常做法,在叙事上也将其与证据不足相等同,甚至还将其功能扩展到作为根治冤假错案的惟一途径。坚持疑罪从的无国家存在冤假错案的现实,与我国理论对其功能表达形成相当的反差,特别我国司法实践未遵从理论指导的现实样态,又使得人们对理论阐述衍生迷思并陷入困惑。实质上,疑罪从无是一种分配错误的裁判规则,是法官认定事实时存疑且心证无法形成情形下选择配置错误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不是减少错案的防范性规范,在证据理论层面不同于证据不足,理论也不宜作为纠正冤案的基本惟一准则。一般而言,对于有罪与无罪均有证据证明而难分伯仲时,疑罪应当从无;对于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辩方自愿认罪而法官心证仍未形成,且对有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此种情形下的疑罪也可以从轻。     

《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适用之探讨

在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六种法定情形中,对于《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法律适用不一。以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为基础,探求刑事诉讼各阶段“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与刑事赔偿的关系,进而对《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提出司法与立法建议。     

“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刑事訴訟法三人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刑事辯護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發佈《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作出具體規定,確保這一制度正確有效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通過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給予程序上從簡或者實體上從寬的處理,實現有效懲治犯罪、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提升訴訟效率等目的.     

我国刑事起诉标准的模式选择

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相比，刑事起诉标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二者相同模式，另一种是前者高于后者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很难断定它们谁优谁劣。尽管从理论上讲我国刑事起诉标准与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相悖，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现行偏高的刑事起诉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我国不宜维持目前偏高的刑事起诉标准，应当对其予以适当降低。考虑到刑事诉讼的认识规律和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刑事起诉标准可以表述为“较大的定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