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监狱的宗教教诲

宗教教诲是民国时期监狱行刑的重要特色。宗教是民国监狱一股很强势的感化力量,单独或集体的宗教活动往往被视为罪犯忏悔的必要路径。由于监狱当局确信和推崇宗教感化,行刑法令对罪犯的宗教信仰予以有条件地许可。然而,宗教教诲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罪犯感化,不如说是藉此为其寻求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而使之安心服法。不过,宗教教诲也使罪犯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慰藉,客观上有助于促进道德改悔。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罪犯行刑心理稳定性问题研究

罪犯行刑心理的稳定性,是罪犯对监狱的行刑环境和行刑方式,在其内心深处与监狱的监管安全信息相碰撞、相衍生、相交织,表征在语言、行为、表情等具象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种心理思维和思想意识.其行刑心理稳定与否,是监管安全的直接之源,也是监管安全的控制之源.其行刑心理因其排斥心理、情绪变化、阅历差异和性格冲撞而变异,通过望闻问切法、重点排查法、心理暗示法、信息分析法和气象预报法等,可望对罪犯的行刑心理作出稳定与否的研判与分析.     

论监狱行刑的特殊预防效应

一、监狱行刑特殊预防的含义 监狱行刑的特殊预防是指通过监狱对罪犯的管束和改造剥夺罪犯在行刑期间危害社会的能力并使其在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一段时期内不再犯罪.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日益为立法者和法的适用者--法官所看重."法官适用刑罚的意义,则是在于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适用刑罚一方面是可以对犯罪人进行再社会化,同时也能起到将危险的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的作用)".②对罪犯进行再社会化是现代监狱努力追求的目标.我国监狱学家许章润先生指出:"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刑一般都以(或应以)最大限度地矫正罪犯、预防再犯为行刑目的,"③监狱行刑特殊预防的含义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西方宗教矫正理论与实践述评

西方宗教矫正以神学救赎论、宗教转变论、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论为理论基础。监狱中的宗教矫正的活动主要有罪犯辅导和宗教教育等。宗教矫正活动具有非强制性、思想性、普适性、经济性、专业性和全面性等特征,不仅可以向罪犯提供希望并改造其日常行为,而且有提高罪犯自我认知、提供庇护、降低再犯率和减少监狱违规行为等作用。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论和谐语境下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宽容

在监狱行刑工作中,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凝神聚力地推进行刑现代化的进程。培育对服刑罪犯的宽容意识是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宽容意识本身又通过监狱行刑人道化、监狱事务民主化及未来行刑前景社会化等价值追求的实现得以勃兴。需要正视对服刑罪犯宽容,做到宽容不宽纵;积极内化对服刑罪犯宽容,更新罪犯教育改造观念,完善狱内服刑罪犯的权利救济机制和适时引导国民对罪犯群体的适度宽容的情感。     

罪犯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罪犯隐私权的狱内冲突主要体现为罪犯隐私权与行刑权和他犯权利的冲突。罪犯隐私权限制的标准是公共利益,构成对罪犯隐私权限制的公共利益应当符合预防狱内犯罪、维护监内正常改造秩序、实现执法公正、提高改造质量和避免罪犯群体性危难等特定行刑目的。在严格限制罪犯隐私权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罪犯隐私权的...     

行刑中的罪犯文化心理研究

监狱是以刑罚执行为要素的彰显监狱文化力的文化磁场。罪犯在行刑的文化磁场里，在监狱文化力的作用下，产生出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罪犯在改造与行刑过程中对监狱以文化为矫正力的意识作用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反映。罪犯的文化心理通常由文化认同心理、文化需求心理和文化冲突心理组成，具有渐进性、差异性、变更性、递进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开展对罪犯的文化心理研究，有利于科学认识罪犯的改造特性，把握罪犯的行刑轨迹，提升监狱对罪犯的矫治功能和矫正功效。     

监狱与社区的行刑执法衔接

在"一体双翼"的新型构造中,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交融互动。行刑执法的无缝衔接是提升行刑效益、推进行刑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监狱与社区前后照应、彼此"借力",对假释犯无需实时互通信息,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有必要由社区及时反馈动况。罪犯出监、入矫或重新收监要保持双向贯通,执法交接应遵循"人档一致"和"谁主管,谁负责移交"的原则。行刑变更权的配置必须兼顾罪犯出监"前端"与入监"后端"的移转效率,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权应统归监禁机构,而相应的刑罚解除权则归属社区矫正机构。     

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恢复性行刑：和谐、健康与回归社会

恢复性行刑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它包括对罪犯的再社会化,对罪犯社会谋生技能的训练或修复,对罪犯健全人格的修复和教育,对罪犯社会道德与良知的恢复等。恢复性行刑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服刑罪犯、受害人以及社区公众。为此,恢复性行刑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尊重、和谐、安全、健康和回归社会。     

论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基础

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     

监狱人性化管理与罪犯权利保障

人性化管理是目前监狱行刑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以符合和满足罪犯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 ,以保障合法权益和培养健康人格为重要内容 ,以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为价值取向。     

中外罪犯分类的比较研究

中外的刑事法律法规中对罪犯分类有了一些规定,但因民族习俗、文化积淀和监狱行刑理念的不同,各国对罪犯分类的阐释和规定,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本文通过对罪犯分类进行的比较研究,论述了我国罪犯分类的新进展和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罪犯分类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试论监狱惩罚罪犯与保障罪犯人权的关系

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惩罚罪犯与保障罪犯人权关系的处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普遍强调"保障罪犯人权"的情况下,在监狱特别是一线干警中常常出现一些迷茫,纠结于对罪犯惩罚不够和罪犯人权保障过度的困境中,并导致在实践中出现误差。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使惩罚罪犯和保障罪犯人权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标,是监狱及干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刑罚执行政策特别是监狱行刑政策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监狱工作社会化的法学与实践思索

按照现代法学理论,今日之刑罚执行已不应再仅是纯粹地对罪犯实施惩罚,而是要在惩罚基础上,通过各种行刑矫正措施的落实,"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其能顺利地以健全健康的人格回归社会。监狱工作社会化,将通过重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全面发挥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之功效,实现罪犯经过改造由犯罪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刑罚执行终极目标,它既是对传统行刑方式的一种更新改革,也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的表现形式和重要体现。     

略论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克服途径

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活动中事实上的主体,其人格的完善直接影响着政府活动的伦理彰显。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在于培养和完善公务员的行政人格,行政伦理实践由他律升华为自律,形成行政自律主导之下的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进而由行政伦理的自觉意识升华为行政伦理行为。     

罪犯个案矫正实质论

罪犯个案矫正的正当性依据是行刑个别化,而行刑个别化是刑法基本原则和本质的具体化。刑事实证学派将刑罚关注的中心集中在刑罚的矫正功能,使刑罚的个别预防走上历史的舞台,把犯罪人作为犯罪预防的重点。同质主义认识论认为,一种主观恶习和客观危害行为是统一的本质问题。监狱的行刑,必须通过强制的改造,才能转变罪犯的主观恶性,才能转变罪犯的本质。多元认识论构架下的罪犯个案矫正认为,罪犯在服刑期间产生的心理危险,可能与其原有的引起犯罪行为的犯因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是其前发性问题的延伸,但也可能是受服刑期间的变量影响而形成多样性的新的问题。     

建立保释性假释制度之构想

保释性假释,是以刑事诉讼的保释理论与刑事执行的假释理论融合而成的一种行刑范式的新制度,是指与行刑的罪犯有着血缘关系的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提出保释申请,由法院裁定监狱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行刑范式的变更制度.其制度构建的路径主要有:行刑立法的完善与修正,社会环境的营造与宽容,工作机制的健全与衔接,履约能力的责任与保障,刑罚执行制度的变更和社区矫正的对接与延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