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犯罪构成的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点就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几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该原则不仅具有“入罪”的一面，其在“出罪”的一面更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有着重刑传统的国家。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出罪功能之欠缺，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     

刑法第237条的疏漏与完善

97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是从79刑法流氓罪“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情形中分解而来的。从97刑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该条还存在疏漏和缺陷,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首先,新刑法修订中,对强制猥亵犯罪侵害对象在范围上存在疏漏。79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由于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新刑法在修订中将此罪分解为四条具体规定:一是侮辱罪,猥亵妇女的犯罪;二是聚众淫乱的犯罪;三是聚众斗殴…     

《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时代药品犯罪圈的重置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假、劣药犯罪，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可谓是对药品犯罪的体系重建。对药品犯罪的探究，不仅要立足假、劣药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还要考虑对破坏药品管理秩序行为可能适用的其他罪名，以防止“出了此罪，又入彼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药品犯罪的适用遇到一系列争议问题，犯罪圈的界限尚需进一步明晰。药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生命健康，但表征法益是药品管理秩序。以此为基础，“假药”“劣药”的认定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以卖家对产品主要功效的标示或者宣传为标准界分药品与食品。妨害药品管理罪是具体危险犯，但应当区分行为类型来判断具体危险程度，以便利实务操作。     

程序法“出罪”功能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成为诉讼法“出罪”的障碍，也与刑事法治的精神相悖。刑事诉讼法现存的超越刑法的“出罪”规定，有的导致刑法的不能执行，有的又反映了诉讼环节“出罪”的正当需要。刑法“入罪”后的“出罪”是权衡法律利益后的选择，刑事诉讼法为了功利和正当程序等法律价值也应当具有独立的“出罪”功能，并且在“出罪”的考量方法和依据等方面应当与刑法保持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程序法的独立性决定了程序环节“出罪”的诸多具体法定事由和“超法规事由”。     

证券犯罪的罪量要素初探

对罪量因素展开研究,对于经济社会中的新型犯罪类型-证券犯罪,显得尤其重要。罪量要素的理论基础在于中国犯罪 论体系的特殊性。给予罪量要素独特的研究地位,切合中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只有罪量要素,才能提供界定刑法介入“合理”与“不合 理”的尺度。     

刑法中假冒专利罪与冒充专利罪的辨析

对于侵犯专利权的犯罪,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一个罪名,即假冒专利罪。我国刑法并未把以非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未将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予以犯罪化,这两种行为难以得到刑法层面的惩罚。在立法上,刑法对于专利权的保护还是存在不足之处的。本文仅对假冒专利罪与冒充专利行为进行了辨析,并提出对相应刑法条文的修改意见。     

论毒品犯罪累犯

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笔者认为,这是刑法在总则之外又在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且仅见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节毒品犯罪之中,因此,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实际上就是毒品犯罪累犯。     

浅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法益保护

虐待被监管人罪是修正前后的《刑法》均规定的犯罪，但前后《刑法》对该罪保护的价值取向不完全相同，修正后的刑法还适用了刑法上的法律拟制，法条中还存在注意规定，值得研究探讨。     

监管人员职务犯罪立法上的疏漏及完善

高法《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高检《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均将刑法第248规定的名称确定为虐待被监管人罪。“六部委”《关于刑诉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条同时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把虐待被监管人罪同《刑法》第260     

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宜统一修改为伪造、变造货币罪

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的犯罪对象都是针对市场流通中的真货币,然而刑法规定为不同的犯罪,犯罪构成要件也不同,不利于司法实践中打击这类犯罪行为,笔者以为,刑法应予修改,将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规定为同一犯罪。     

刑法中应增设挪用公物罪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挪用公物罪的规定,这不利于打击和惩治该类犯罪。本文从该罪立法的必要性、我国历史上以及外国刑法对该类犯罪的规定等进行论述,并提出对挪用公物犯罪行为的立法建议。     

从辩护律师地位看两项罪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第310条又规定了“包庇罪”，有人对这两项罪提出了疑问(1)对前罪，它是否有规定的必要?(2)对后罪，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的辩护律师，能否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乃是基于如下认识：被告的辩护律师肯定是知道案件的真相，也就是说他心里面知道他为之辩护的被告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探索

一、单位犯罪立法现状无论修改前还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均是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进行立法，对追诉犯罪单位都未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如果说1979年的刑诉法是基于当时刑法尚无惩处单位犯罪的内容，而至1996年3月刑事补充性立法已对单位犯罪作了大量规定，刑诉法修改时仍未就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则反映出刑诉法修改和刑法规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立法之间衔接不够。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客观要件及刑罚原则，分则中除“侵犯财产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外，各章对单位犯罪都作出了规定。…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罪数刍议

婚姻犯罪自古有之．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我国的近现代刑法中又增加了诸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罪名。由于我国刑法关于婚姻犯罪的规定总体上呈现出法条少特点，因此从规定之初，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是一罪还是数罪就争议不断，学说较多。本文在评析主要学说的基础上，以辩证的方法考察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罪数问题和处断方法。     

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形态辨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存在一定争议。这一争议在本质上反映了对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以成立为模式还是以既遂为模式的理论分歧。从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以既遂为模式。原则上讲,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存在可罚性。对于确实没有处罚必要的未遂行为,应当进行个别化判断,予以出罪。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未遂形态时,应当注意其作为数额犯的特点。     

以妇女为对象的猥亵、侮辱行为的刑法定性

区别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刑法对猥亵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该罪为选     

从强制猥亵妇女罪的修改论强奸罪犯罪对象范围的扩大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出对强制猥亵妇女罪进行修改,试图扩大此罪犯罪对象的范围,意味着立法者基本承认和保护男性的性自主权.反观现行《刑法》规定,强奸罪将犯罪对象限定为女性,完全否定男性性自主权,使得刑法条文内部不统一.同时,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种种困境,因此,对强奸罪进行修改,扩大犯罪对象范围已经迫在眉睫.本文拟以强制猥亵妇女罪犯罪对象范围的扩大为切入点,全面论证扩大强奸罪犯罪对象范围的必要性及修改措施.     

“地沟油”犯罪的刑法规制及问题探析简

“地沟油”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餐桌安全需要严惩。《刑法修正案（八）》,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和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地沟油”犯罪的刑法规制进行了发展完善。但是当前,我国“地沟油”犯罪的刑法规制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检测难带来的定罪难,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地沟油”流入制药企业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治理“地沟油”犯罪。     

强迫职工劳动罪若干问题探讨

强迫职工劳动罪是我国《刑法》和《劳动法》共同规定的一种新型犯罪。从犯罪构成上看,该罪属于单位直接故意犯罪,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侵犯劳动权的犯罪形式。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刑罚规定不尽合理,应改为“双罚制”和限额罚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