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下的政府信任关系历史类型研究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整合机制,表现出使民众对权威和国家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近代社会,官僚体系下政府运用法制管理社会所形成的工具性思维把政府信任关系纳入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框架,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政策多中心执行模式下,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合作治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增长,促进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充分发育。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夯实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和完善法制社会，当前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关怀、促进与服务:政府建构的三种取向

20世纪后期以来,在对传统政府模式的反思中,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替代方案,分别是:以关怀为中心的公共行政、促进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三种方案都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行动与承担其对于社会和个体公民的责任,但在行动和实现责任的方式上,三种方案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关怀行政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家长式温情,在实践上可能重新走上福利国家的建构方向；促进型政府要求扩展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行动空间,在实践上可能走向进一步的放松规制；服务型政府则通过信息的开放来提高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风险判断能力,进而帮助它们作出负责任的行动选择.     

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情型政府治理模式。     

三角模型框架下协同型政府的特征分析——以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新一轮改革强调部分之间协调行动、相互促进，强调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我们将这一轮改革所欲实现的政府形态称为“协同型政府”。将三角模型作为协同型政府的组织分析框架，并与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相比较可以得出，协同型政府表现为善治的政府、“无边界”的政府、“社会人”政府、使命驱动的政府、灵活应变的政府、“外向型”政府和“魅力型”政府。为此，政府必须着力培养战略思维和发展眼光；必须努力提升自身形象和凝聚力；必须不断提高合作能力；同时，又必须善于放权，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大数据视角下的智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所处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智慧政府"的建设提供新的技术和思维方式,对推进社会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提升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带来了机遇.因此,研究智慧政府建设应成为政府应对社会改革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并把其作为创新治理能力的手段大力发展.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领治理体系创新--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社会管理到多元复合治理、从传统行政管控到现代协商民主的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随着当今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如何在新的治理体系中创造性地展示、创新性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亟须我们深入探究。通过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不仅不能缺失或弱化政府的作用，而且更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以引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合理的目标选择

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基础作用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新阶段新的发展条件要求党和国家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对政府行政体制和行为方式即政府治理方式进行适应性改革。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和适应性改革的途径是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及时转变职能,实现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目标取向是从传统行政走向公共行政、服务行政,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数据治理、数字治理与数智治理：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从古至今，真实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字中国时代，数字空间的出现以及数字中国的治理需求催生了数字政府这一新的政府形态。从实体政府到数字政府的形态变迁并未改变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正是数字中国时代政府对真实性与有效性治理的双重回应。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已有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数智治理作为人文智慧与数字智慧融合的产物，其通过数据智能化治理和数字智慧化治理的方式对原有的治理方式进行智慧化升级，是面向未来的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更是通向未来的善治之路。     

政府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自治理理论兴起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研究从未停止。通过厘清政府治理模式的内涵，对国内外政府治理模式的理论进行综述和评论，并探讨了它们对中国政府治理发展的启示。网络时代的来临给传统政府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提出在网络时代我们应积极迎接社会和时代的挑战，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治理模式。     

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考察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实行的是管制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管制型政府职能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可以基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变革的趋向，来研究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性、内容以及途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主体,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框定了基本原则,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明确了基本走向。以政府治理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型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政府,完善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执行,既是政府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转型视野中的权宜型地方治理:实质、限度与超越

后发国家的赶超式发展逻辑,同时型塑了中国地方治理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框架,即权宜型地方治理,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这种地方治理模式对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短时期内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功能。不管从现代民主法治的合法性逻辑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诉求的有效性逻辑出发,都无法全面概括和评价权宜型治理。然而随着市场化不断发展,社会面临全方位转型,权宜型治理曾经的试验性、灵活性和适应性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并且暴露出其不确定性、非正式性和自我固化等诸多缺陷,告别权宜型治理已经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法治·责任·服务·诚信--重塑地方政府形象的选择

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众觉悟的提高,对传统地方政府"魅力型"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质疑.以法治、责任、服务和诚信为特征的新型地方政府日渐成为时代的亟待选择,也是提升地方政府形象的必由之路.文章从地方政府职能目标偏离,政府规模过大,政府诚信危机,政府赔偿制度缺失,官本位意识强,服务与奉献意识弱化等六个维度,论述了法理型地方政府构建的必要性,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形象重塑的障碍,并就其重塑的具体途径作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