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化——文明”传统的两条脉络

作为西方思想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文明”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由于社会历史情境的显著差异,德国形成了与英法式民族主义判然而别的文化民族主义;新兴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从德国历史记忆与民间文化中采撷华英,力图挖掘和建构起德国文化的民族性,这一思想的历程既关联着对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反思,也开启了一种富有批判意识和建构力量的“文化——文明”传统.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反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开启了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哈曼和柯勒律治的个案分析,则说明了“文化——文明”传统两条脉络间的关联互动.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经过五族共和,演变为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国民党改组及其后,承认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有自决自治的权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受到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影响,正视顺应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资源。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参照系、本质及整体图景

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其参照系之一是西方现代性文明。西方现代性文明是经由西方率先开启的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首个现代性文明，但“先发”并不意味着“唯一”,文明自身的历史运动规律与范式多样性赋予了现代性文明以多样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合理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辩证法思考问题、制定方案、推动发展，从而规避西方现代性之觞，实现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存在，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后发性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全新的现代性文明，离不开西式现代性文明的参与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中国自身具体实际形成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性文明，是现代性文明的中国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整体图景涵盖中国和世界两个维度，其中国维度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囊括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综合，其世界维度表现为构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突围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原本历时递进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却共时并存,异常复杂。要么西方化而丧失自我,成为西方的附庸;要么以本土文化为本位而无法进入现代,无法融入全球文化。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正面临着这一两难困境,也正在为走出这一困境而努力。     

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不容篡改——从十七世纪的台湾社会说起

夷洲、流求、台湾,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它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变迁,台湾人民的意识形态确实与大陆有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在世俗文化、政治认知、民族感情等方面都有所表现。正是这些差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一些妄图分裂中国的人歪曲利用,变成为“台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理由和借口。在众多的“台独”理论中,“台湾民族主义论”无疑是最为居心叵测,但同时也是最具颠覆性的理论模式。根本看来,“台湾民族主义论”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模仿和再造,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首要原则就是“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     

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与学术前沿

跨文明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思潮。跨文明研究是一种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的研究。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在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互补性。跨文明研究以追求一种“异中之和”或“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而区别于全球化思潮。当前可以从3个学术前沿的问题来切入和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一是“送去主义”或“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理论问题;二是比较诗学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异质文明的不可通约性和可通约性研究问题;三是跨文明研究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问题。     

20世纪初中国“国民精神”的批判与改造——兼析林语堂的“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是晚清时期各种西方文明碰撞下所产生的最大思想命题，它从产生伊始就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比较的视阂。西学背景浓厚的林语堂，早年追随五四先行者的足迹，看取西方价值观而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以革新中国社会。三十年代以后，林语堂开始面对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明，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中找到了建构新的“国民性”的理想途径。而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书写，又使他的表述陷入了“自我”的尴尬与困境。     

语言·族群·意识形态

当代台湾的“母语立国”论述主要表现为一套后殖民主义话语:强调中国文化内部的族群差异与语言差异,并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同化”理解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不断“殖民化”,并试图在此历史虚构上设计一套“台语立国”的政治-文化“革命”方案。而通过对中国现代性发生史的扼要回顾:从早期同盟会的血缘革命、种姓革命到成熟时期的共和理想,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是政治民族主义;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和理想,区别于德国式文化民族主义;追求血统与文化的纯洁性。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2008年11月10日《南风窗》刊登文章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光谱,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沿着两个路向展开。首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只有回到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心灵智慧,才可能找到诊治的灵药,而儒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儒学所包含的伦理准则被阐释成现代人必需的心灵鸡汤。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反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