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制裁的非法性解析及法律应对

在当前缺乏专门国际规则体系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单边制裁越来越被个别国家所频繁使用。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法律定性的复杂性导致了对其不法性认定的困难。实践中，单边制裁的发起往往基于一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看，某些明显具有单边性质的制裁在法律性质上可能被辩解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多边制裁决议。从条约法来看，对国际条约相关例外条款的不当解释和适用可能为非法单边制裁的实施提供借口。从习惯国际法来看，超出反措施制度范围的单边制裁，尤其是受害国以外国家反措施的合法化则可能导致单边制裁的滥用。我国应加快完善反制裁法律体系以有效应对单边制裁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条约入宪的域外经验与中国思考

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有效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法律工具。条约缔结、条约效力与条约适用构成条约制度的重要内容。条约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配合，宪法承担着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重要功能。各当事国理应由其宪法规定条约制度，以便从根本上避免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的混乱。纵观条约入宪的域外立法，因受到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的影响，条约入宪模式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式。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条约入宪成为协调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键枢纽，我国在构建条约入宪体系时应突破传统理论桎梏，以协调论为指导赋予条约低于宪法高于法律的国内法效力，重新划分公法条约与私法条约各自的适用方式，不断契合中国法治需求，为中国的国际法治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宪法中与国际法有关的主要问题

<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并在国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际法则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它是各国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宪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它们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其主体、渊源和实质各不相同。尽管如此,由于国内法是国家自己制定的,国际法也是国家参与制订的,它们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国家在制定国内法和参与制订国际法时,在原则上要考虑到它们两者彼此的要求或立场。我国在制定宪法时,在充分考虑我     

《反外国制裁法》的国际法意涵

制裁在性质上可分为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在模式上可分为普遍制裁和聪明制裁.单边制裁是国际法上的灰色地带,对其合法性的考察须在"荷花号原则"上结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进行.《反外国制裁法》围绕反制裁的逻辑起点展开制度构建和规则设计,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在模式上采用聪明制裁,为国际制裁立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样本.我国依据该法采取反制措施在国际条约法上可援用安全例外条款主张合法性,在习惯国际法上可援引反措施主张合法性.鉴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多样性以及该法本身的特点,为确保这部立法设计的反制措施在国际法治的轨道上落地实施,还须尽快建立健全配套实施制度.     

市场准入——澄清、流变与制度构建

在世贸规则中市场准入是成员国的具体承诺,是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手段,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而在国内法中其含义多有不同,对其内涵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联有必要重新厘清.国内法围绕该原则形成了一套庞大的规则体系,它包括了市场准入的程序法律制度和实体法律制度.     

自学国际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际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它是法律的一个特殊体系。国际法的概念、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甚至许多资料都是自学的同志们所不熟悉的。因此,学习国际法比学习国内法困难得多。为了帮助自学的同志学好国际法,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比较视角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基本定位是对他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及其他制裁措施的反制。就否认和抵消他国相关国内法措施的域外适用效力而言,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欧盟阻断立法有相通之处,但运作逻辑不尽相同。本质上,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要对外国实体施加压力并形成威慑,促使其在遵守外国政府的管制和制裁要求时,更加中立、慎重和克制。外国实体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后,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可以包括进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入境/居留限制、风险警示、民事诉讼等。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赋予主管部门必要的自由裁量权,重在发挥威慑作用。同时,有关执法部门应特别注意遵照正当行政程序的要求,保障相关外国实体的申辩权和异议权。     

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再认识——哈特国际法学思想述评

本文主要介绍了哈特关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的论述,着重通过剖析义务与制裁、义务与主权、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似性,最终得出结论:国际法是法,但只是约束力不及国内法的“原始法”或“弱法”.作者认为,哈特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国际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它是对凯尔森观点的“否定之否定”,发展了分析法学派的理论.     

国际法弱法论评析

国际法和国内法一样,是具有强制性的,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强制实施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力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论国际习惯法在我国入宪

长期以来,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在国际法理论上颇有争议。而且,由于它涉及国际法的法律性质、效力等重大方面,因而成为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实质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各国的宪法问题,而不是国际法问题。目前,国际习惯法入完或通过判例确定其在国内法的效力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宪法应根据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特点,以及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原则,通过混合模式,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际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相应地位。     

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私法行为公法化”

2017年夏天以来美国在中美贸易之间频频制造摩擦并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和企业行为发起挑战,其表象是美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背后私人企业是始作俑者;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实质是私法行为公法化现象及其理论。历史地看,"私法行为公法化"自近代国际贸易出现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美国政府将其表达的更为直接而已。私法行为公法化意指私人将蕴含营利性的动机、目的等意志的行为通过特定形式变成国家意志的行为或过程,它影响或干预国际贸易,以实现其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之目标;通过它,私人部门对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国内与国际法律规范,进而对后进的国家之国际贸易产生制约。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仅限于政府之间,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参与也至为重要。     

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一系列反垄断诉讼发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中博弈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其中涉及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礼让原则、外国法查明、外国政府对本国法律解释的效力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上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存在诸多漏洞和偏颇之处,包括限缩适用"国际礼让原则"中"真实冲突"的条件、外国法查明中客观性的缺失等。而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为美国反托拉斯重点关注对象,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多挑战,需从美国国内法、国际法、中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等方面积极应对。     

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冲突研究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征关税已经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自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增加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额度,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也更加多样化。美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主要分为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和国家安全例外三大类型。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存在长期冲突,根源在于美国加征关税立法上确立的美国法优先原则,这将对今后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阻力。     

论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

国际行政法是全球化背景下正在产生、成型的全新法律部门,目前已经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对其基本范畴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通过类比行政法体系的三种类型对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展开分析,并尝试将国际行政法规范分为国际组织行政法、国际实体行政法以及国际程序行政法.在没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况下,这种以传统行政法的若干概念工具来解构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的尝试有益于对这个法域的进一步研究.     

论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欧在WTO相关诉告为背景

为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欧盟相继在WTO起诉我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在澄清国内法律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已意识到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内生需要与此次美欧起诉具有相关性: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转让法,有关措施散见于诸多法律条文而妨碍了制度的整体效用。此外,我国未全面利用WTO例外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致使本国劣势企业负担过高义务。为创设公平的技术转让法治环境并避免发达国家滥用技术保护,我国需整合有关法律规范,修正过时规定,依据技术转让所涉的贸易和投资不同属性区别立法,并积极通过国际规则寻求优惠待遇。     

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权保障:必要性及法律规制

最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充分回应了劳务派遣法律问题学术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但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救济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劳务派遣被滥用的现实困境,也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衔接的关键,学界对此研究甚少。现有关于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社会保险权利的法律规定,存在雇主责任制度失效、异地派遣滥用规制不足、社会保险费征缴主体责任缺失、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责任分配不公等问题。只有跳出单一视角,通过民事规则的完善、行政救济的补足和刑事制裁的法律创新的公私法双重路径,才能实质有效地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利,实现生存权保障和社会安全秩序的法益目标。     

浅析《鹿特丹规则》中的仲裁问题

2008年12月11日,历时数年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尘埃落定。其兼顾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制度设计,旨在统一现行国际货物运输法律体系,重新调整《海牙-维斯比规则》所确立的船货双方利益分配法律制度,顺应了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发展的新趋势。第15章＂仲裁＂的规定,以平衡国际运输关系各方的仲裁选择权与世界各国的司法管辖权为立法精神,起到衔接现有国际仲裁公约和便利航运贸易纠纷解决的积极作用,将有力推动国际商事海事仲裁制度的发展。中国应充分借鉴吸收新公约的优秀制度,立足于完善《仲裁法》和《海商法》中的仲裁规定,不断在立法和司法上健全仲裁法律体系。     

法律交融中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公法与私法交融过程中生成的行政诉讼特殊类型。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做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考察其影响,它具有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国际贸易权益救济等复合功能。     

WTO法律体系协同发展研究

WTO法律体系是在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包含了大量不合理、不公正的规定。WTO法律体系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协同发展,这主要归因于WTO法调整领域、运行机制、区域差异、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密切合作。WTO法律体系协同发展应当遵循公正原则、科学原则、民主原则以及法治原则,并且要在观念、制度、行为、利益上实现协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WTO法律体系不合理、不公正规定的受害者,又是WTO法律体系协同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捍卫者和实践者。这是中国加入WTO的世界性意义。     

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利用专利许可 ,对中国企业产品和技术连续发起狙击 ,引发国民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关注。中国应从国际贸易规则的原则与方法出发提高对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认识 ,建立制裁国外、国内市场知识产权滥用的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尽管各国反击知识产权滥用的立法层次与力度不同 ,但中国已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特点及自身要求 ,制定具创新意义的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 ,设立独立的权威的反垄断执法审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