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

安全是欧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程度决定了欧洲外交的空间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欧美同盟内部关系的模式。欧洲对冷战后新安全威胁性质的评估既使其意识到自身对国际安全的责任,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合作的不可取代性。基于这一判断,欧洲一方面努力改善因伊拉克战争受到损害的对美关系,另一方面寻求建立能够反映新的安全形势的新型跨大西洋关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将主要取决于欧洲今后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     

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

为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实现“新安全战略”,应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危机和挑战,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并培育安全力量建设。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的联系,力求成为该地区新的战略参与者。欧版“印太战略”,以日欧贸易协定为蓝本,优先发展对日关系,联合介入印太,通过与印太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发展;法英在欧盟介入印太过程中充当先遣队。它以维护自由与开放、繁荣和稳定的印太秩序为切入点,使欧盟成为这一地区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     

试论欧洲安全战略文化的差异与趋同

本文通过对欧洲传统安全战略的四种模式：中立模式、依附模式、力量模式和干预模式的分析,提出在这四种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欧洲传统的四种安全文化：中立文化、依附文化、力量文化和干预文化,分析了这四种文化对欧盟形成共同安全战略文化的影响,总结了欧盟安全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     

欧洲安全组织对地中海政策的比较研究

冷战的终结导致了欧洲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地中海进入了欧洲安全的考虑范围。“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文件中对地中海区域更为全面的政策体现了欧洲新的政治和安全身份,而各欧洲安全组织(欧盟、北约、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地中海之间的关系需作细致的分析。本文在考察了冷战终结后欧洲安全组织的适应性改造和演变,以及这些组织在冷战后欧洲新安全形势下的目标和职能转换、力量和适应性调整、竞争和关系的协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欧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东扩战略”的同时,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主导地中海区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 ,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 ,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 ,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 ,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 ,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 ,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 ,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 ,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 ,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试析冷战后欧洲危机管理风格的变化

在欧洲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后冷战时代,欧洲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外交和其他传统的民用手段已不足以应对冷战后安全环境的挑战,危机管理成为维护欧洲新安全体系的主要手段。在此情况下,欧洲的危机管理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危机管理战略上,由危机预防走向危机管理;在危机管理主体的构成上,除了北约之外,欧盟／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危机管理方式上,由被动跟随美国转为主动介入,由单边危机管理转为欧洲的多边危机管理和大西洋联盟的磋商,而且也由以前较多的宣言性外交和经济、政治外交转为军事反应。     

论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

"人类安全"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安全研究的新提法和新视角。欧洲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拓展和深化了人类安全概念,逐渐形成了欧洲独有的人类安全观。本文通过对欧洲人类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解析,总结欧洲人类安全观念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及其对以欧洲为主体的区域安全治理的理论贡献。本文认为,欧洲人类安全观既是学术思想又是战略话语,语义学和实践学的发展相互促进,其发展脉络为高层政治领域和低层政治领域并行发展。欧洲人类安全观也是欧洲人试图建立"欧洲秩序"以及欧洲区域治理的理论成果。但是,欧洲人类安全观仍是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其理论发展的不完善同样影响着安全理念的效度。     

浅析认知变量对欧洲安全观变化的影响

欧洲战略文化从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模式向冷战后的干预型模式转变,其中,认知变量对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安全观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四大变量,即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由于认知变量发生变化,导致欧洲国家在冷战后不再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来源,而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确定了新的威胁来源和安全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认知规范,从而导致欧洲战略文化模式的变迁。本文主要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角度出发,围绕安全观及其认知变量的概念,简要阐述认知变量如何影响安全观,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安全观改变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欧洲战略文化的影响。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

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的观念是传统的海权观,而认为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的观念是新综合海权观.海权观支配相应的海洋战略.日本经历了传统海权观和海洋战略阶段,目前正向新综合海权观和海洋战略转变,带有过渡的双重性和不确定性特点,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迈向海洋强国提出了挑战.     

论中国海权观念的更新

海权观念是一个国家内部对海权战略目标和战略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国家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决定了海权观念。中国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这使得中国的海权观念亟需更新。更新的中国海权观念包括两方面的共识。第一，五个战略性目标——威慑；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确保海洋自由；力量投送与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四条战略原则...     

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长期以来,传统地缘安全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形态。受届时系统特性的牵制,欧洲对华政策缺少独立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空前丰富,军事政治安全不再是国家选择伙伴的唯一考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多元性、综合性、合作性为特征的新安全观。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亚欧大陆系统重要性行为体(中欧双方)需要突破冷战时期的单维安全理念限制,合作治理全球性事务。新世纪的欧洲外交变得更为务实,而非"价值观"导向、联盟外交、现实主义和冲突思维导向。合作治理的理念将会全面推进中欧关系的改变,进而改变亚欧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着民主化、公平化和多极化发展。在预防货币金融等经济安全风险、规避能源安全风险、防范粮食安全风险、治理网络安全问题和中欧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等新安全领域内,中欧之间的合作有待继续深入。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安全复合体”与区域秩序建构:一种理论阐释

本文从巴瑞·布赞的最初定义出发 ,分析了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和“新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古典”和“修正”版本的基本内核 ,并重点阐述了不同理论方法对“安全复合体”内区域安全秩序建构主导模式的不同分析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

战略自主是欧洲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变局的整体性战略构想.欧盟在其框架下发展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衍生概念,陆续推出大量战略、法律、规则和政策措施,重点在外交与安全、经济与贸易、数字与科技等三大行动领域出台一整套政策工具箱.借助这一构想,欧盟意图在工业产业、竞争、贸易、科技、外交、防务等领域解锁新的政策权限空间,整合相关资源,发展相关能力,进而影响全球规则的制订.与此同时,欧盟发展战略自主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和内外干扰因素.欧洲战略自主的相关动向集中折射出欧盟对于经济依赖性、多边主义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思考与实践.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欧洲太空安全政策:观念、行动与障碍

欧洲太空安全政策及其实施,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紧密相连。鉴于欧洲太空研究和运用的现实,欧洲担心太空安全问题。为此,欧洲各界提出了诸多应对方案,如制定太空交通规则、发展太空集体安全、建立欧洲太空威慑能力、拟定欧洲太空战略等。作为回应,欧盟及有关成员国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欧洲标志性太空项目如伽利略计划和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展各自的军事卫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致力于建立欧洲的集体太空安全和太空威慑能力。同时,欧洲也通过太空项目的合作,力求建立太空多极化,抵制美国的太空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