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候鸟式"养老群体是现阶段我国养老压力失衡和多元养老模式发展不健全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流动群体。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多、传统养老观念转变以及迁入地气候资源环境优势,这一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需求多元化、影响矛盾化等发展趋势,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这一供给矛盾亦可以看作"移民式"养老前期阶段所暴露出的潜在社会治理风险点,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既有的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基于对三亚市的调研,分析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发现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这一新兴群体的需要,政府缺位和社会补位不足是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此,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应然性补位,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重要组成机构,承载着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核心体现和基础。伴随着公共需求的发展与变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突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将供给侧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供给端改革发力向需求端传导,是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创新途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明确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供给主体定位,以良性协作、达成行动为归依,利用社会与市场机制完善资源配置,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多元供给机制,完善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机制,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平衡,实现供需"双到位"。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从民间“老板消防队”得到的启示

转型期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向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履行的空间出现缺位,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供给模式取代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供给模式,从而更好地响应地方经济发展所引致的迅速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以浙江瑞安"老板消防队"为例,围绕多中心理论讨论民间自发组织在提供地方公共服务上所应有的经济角色,并构建一般效用函数模型,分析公共服务不同供给模式的可能局限以及多中心供给的效率改善.结论表明:引入民间自发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充分反映地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偏好;多中心供给模式是克服政府单一供给局限的有效途径.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演化范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和趋势,也是推动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主要手段。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创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基础上,基于演化范式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本文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涵;其次,研究了其演化路径与内容,指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四条演化路径和三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分析了其内外部决定因素,总结出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政治企业家"精神、知识累积、创新的路径依赖、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知识外溢与竞合、创新嵌套的行政文化和技术创新等八个决定因素;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     

全球化条件下西部大开发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治理作为当代多层治理结构中有机组成部分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顺应地方治理发展的模式———强调以分权化为主导的地方权力和自主管理能力,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管理主体,发展管理导向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地方治理的实践,提高西部地方政府效能和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与繁荣。     

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构建

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变，是为了满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当代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本文在分析西方社会公共服务模式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原则和步骤，从而为实现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提供依据。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治理创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在价值理念与实现目标之途径、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关联性和耦合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而社会治理创新为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平台。北京市西城区通过全面构建"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建社会动员新机制、构建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社区自治机制等举措,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良好社会治理格局。而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深入契合的着力点则在于坚持贯穿于上述所有经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创新特征与扩散: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多案例比较的视角,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中选取"岗位任前公示制度"、"幸福江阴"、"效能建设"三个案例,探索中国情境下扩散较快的政府创新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概念较为简单、操作较为简便、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采纳成本较为低廉、受益群体广泛、社会阻力较少的政府创新更加容易扩散。     

创新特征与扩散: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多案例比较的视角,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中选取"岗位任前公示制度"、"幸福江阴"、"效能建设"三个案例,探索中国情境下扩散较快的政府创新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概念较为简单、操作较为简便、短期效果较为明显、采纳成本较为低廉、受益群体广泛、社会阻力较少的政府创新更加容易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