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历了20多年,目前遭遇了一些困境,比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错位;社区自治组织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城市社区民主制度不完善。为走出这些困境,在建设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居民的有序化参与格局;理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区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政府与社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达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梳理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盐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为我国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上)——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城市政府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大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之道。研究对象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城市管理系统;研究内容是街道与区政府及其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权限的划分,街道内部各机构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及整合,街道向上与区政府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衔接,向下到社区居委会、居民、住区单位、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中介组织以及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职能延伸;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科学界定城市基层政府的职能,理顺街道与上级政府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理清并整合街道内部各科室的职能,以便为实现社会治理之道搭建制度性平台,为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更大的治理空间。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与博弈——基于云南昆明的调查

本文在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做出的重大决策和2018年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背景下,昆明市官渡区、呈贡区等各区县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研究在合作与博弈的视角下,通过对昆明市三个区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进行调研,从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及困境成因及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良性关系互动策略进行探究。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The Importance and Limits of Party Government: Problems of Governance in Denmark*

Pluralist democracies face the dilemma of reconciling representation of interests and government control. The tens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governance is a problem for political parties in particular and has presumably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at least in Denmark. Using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Danish political elites it is shown that interest organizations and bureaucrats indeed pose problems for party government. Some institutional changes might lighten the tasks of parties, but there is no way of avoiding the basic democratic dilemma.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深化改革

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了高度一元化社会管控阶段、传统管理体制逐步解体、残补模式和现代社会治理四个阶段的变迁，并在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规律性的演进特征。按照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模式的要求，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凝聚社会共识、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会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完善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突破。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下)——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机构设置及组织图1.关于街道新组织图的几个新机构的职能及组织关系的说明(见图2)(1)地区党建联席会(协会)。非常设机构,由辖区各单位负责社区党建的副书记组成。其职能是:制定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参加社区建设的计划,各单位分工并承担相应任务,动员各单位党组织对社区建设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并组织各单位党组织交流社区党建经验。市、区党委应制定“社区党建联席会(协会)条例,”以明确该组织的性质、职责、权利及行为规范。(2)街道地区管理委员会。“报告”指出,地区管理委员会是街道主持的辖区的行政事务组织协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