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是怎样告别“灰蒙蒙”的

正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位列世界十大空气重度污染城市之一。灰蒙蒙的天空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标签",而肺癌则是墨西哥城居民的头号杀手。然而,不过20多年时间,墨西哥城便改头换面,变成了一座空气清新、天空湛蓝的美丽城市。它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了治理大气污染,墨西哥城政府也是操碎了心。     

经济发展、合作网络与城市群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策略——基于组态分类的案例研究

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数字化治理正在成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方向,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数字化行动与区域治理行为的内在联系机理.本文基于集体行动和网络治理的理论,探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群合作网络地位如何互动,并影响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策略倾向.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在城市群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网络地位"高低的...     

坚持党建引领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温度和厚度”

近年来,利津县主动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把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改革创新"一号工程",积极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社区助力、居民自治"的城市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一、研究背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城市社区自治的主要经验及农村自治的转变路径

近年,农村因城镇化扩张和新农村建设双重历史背景而融入城市或就地城镇化,这就需要按照城市先进的社区管理理念去治理农村新社区.目前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结构出现了"基层政府(区)一大社区(街道)一小社区(居委会)"的三级层次萌芽,二是社会治理出现了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农村地区可以借鉴这些经验,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的边界,以社区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的转变.     

名刊要览

正成都在"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构建市民社会,使城市治理结构从单中心治理向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转变,这对正在进行改革的城市颇具借鉴意义。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就带动了由"单位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会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过程。行政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因此,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社区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在当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尤为重要。     

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活力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也应看到,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城市治理水平与城市发展不匹配,一些地方"城市病"比较明显,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挑战。有人认为城市治理是政府的"分内事",并将一些"城市病"完全归因于政府管理不到位。这一观点比较片面,     

新时期首都标准化工作的战略措施

<正>标准化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与社会管理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等方面存在交集。搞好首都标准化工作要抓好三个关键环节:一要建立以首标委和质监局为主要协调人的"政府主导、统筹发展"工作机制;二要建立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化体系;三要以标准化体系为切入点构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北京模式"。抓好这三个关键环节的工作,标准化在首都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作用就能得到充分发挥,首都城市精细化管理将会迎来质的飞跃。构建"政府主导、统筹发展"的标准化工作机制纵观世界城市精细化管理发展潮流,运用标准化治理城市的趋势日益明显,标准化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宽,路径与做法日新月异。目前,世界城市运用标准化治理城市主要集中在垃圾处理、空气与污水治理、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外卖垃圾治理影响维度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外卖垃圾治理是推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S市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治理主体、宏观指引与微观落实是制约城市垃圾有效治理的关键变量。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影响垃圾治理有效性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纵向上各层级政府间的"条条联系",横向上政府与社会、市场、公众等主体间的"块块联系";宏观指引作为顶层制度设计起"总体引领"效用;微观落实作为技术路线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密切纵横双向联通,正确引导宏观价值走向,强化战略指引以及夯实微观技术基础,提升治理新位阶的有效治理路径,对提高城市外卖垃圾治理水平大有裨益。     

智慧城市建设影响政府组织结构了吗?——基于346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通过对重庆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346个调查样本(公务员)的问卷调查结果的研究发现:调查样本对智慧城市的了解程度偏低,且并不认同"智慧城市极大改变日常公务活动"的判断;智慧城市对政府组织架构、职能配置、流程再造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影响作用依然有限;虽然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对政府组织进行了局部调整,但其调整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发展考量的。由此可以得出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建设智慧政府,大力推进政府智慧平台建设;打造"政府云"平台,促进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关系,构建为民服务的智慧体系。     

善用法治思维 优化城市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工作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针,依法规划、建设、治理城市,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要深入推进城市治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说明,在"十三五"时期良好的城市治理已经是各级党委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而达到城市善治的目的最离不开的就是城市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探析——以B市某花园社区为例

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分离,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自主治理域态。现阶段,推行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同脉逻辑。政府需要在行政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廓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职责。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自治,提高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先行任务。文章基于对城市基层社区自主治理一般模式的分析阐释,通过对B市某花园社区业主委员会自主治理实现过程的研究,探寻中国城市社区自主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唤醒城市基层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城市政府—社会治理的"善治"。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我国面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地向城市集中,需要统筹城市建设和管理,推进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这种转变需要实现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和公民参与转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法治、道德、网格化、信息化等精细化管理转变,从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适应城市发展。     

我国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多案例分析

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不仅衡量着一座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而且彰显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备受"垃圾围城"困扰的我国城市更是迫在眉睫的严峻课题。杭州市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家再生资源企业在废弃物回收和治理模式方面的异同显示:一方面,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废弃物处理链条后端的适当撬动可以为整条处置链上市场机制的启动和社会主体的参与创造条件,从而大大提高废弃物治理的市场化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为废弃物回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使参与者有了更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新模式探析——基于S市的“GCES”核心任务联动

近年来,"垃圾围城"的问题伴随城市化的发展愈发凸显,推动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势在必行。以S市为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针对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新模式进行探索,最终整合出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GCES"核心任务联动模式。该模式能够根据不同阶段核心任务的具体要求,确定主要推动者和协同推动者,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共生型治理”:城市街区治理体系再造及运作逻辑——以杭州市凯旋街道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街道"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落实治理之策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下,街区治理存在明显的"效能迟滞"问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本过高和效能偏低两大困境。杭州市凯旋街道紧紧抓住"人"和"机制"两大关键要素,通过培育治理理念、再造治理体系,积极促进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力量之间的联动、吸收、互促,逐渐形成融合"共通理念、共识文化、共荣团队、共治机制、共享平台"为一体的"共生型治理"模式。这种重在彰显社会共生思想、营造良善街区生态的地方性创新实践,是对既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超越。     

新疆哈密市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领域,是我国近年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区治理"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疆哈密市在创新和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建立在政府和社区互动基础上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为推进哈密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哈密市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党群一张网”为民解难不含糊

正如今在丹东市元宝区流行这样一句话:"难事急事不要慌,有事就找网格员。"2020年以来,元宝区围绕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党群一张网、服务叫得响"为目标,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主线,着力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做到党委政府"一网指挥"、公共服务"一网通办"、基层治理"一网统管",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结构与框架战略

城市公共危机在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之间存在一种极大的张力,其本质不仅是构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问题,还是政府与社会权力关系重构的问题。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根本在于建立"自治、共治、公治"并行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在公共危机事件干预全过程和公共危机治理全要素支持的双层叠加回应机制中设计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结构,将风险管理(R)、危胁管理(H)、应急管理(E)和灾害管理(D)整合形成连续统的治理框架,打造全主体参与、全要素剖析、全过程应对的协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形成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应急预案有效、机构职能明确、技术手段先进的创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