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     

压制、谦抑或回应：加快轻罪非监禁化的步伐

在世界刑罚涌现刑罚轻缓化的今天,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利益均衡的理性社会和人本社会,实行刑罚的轻罪非监禁化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保障人权还是节约司法资源以及社会成本,都作用巨大。为此,重构我国的刑罚体系,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机制,增加非监禁刑、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在当前司法实务中,实现非监禁化的途径（即扩大缓刑、管制、假释的适用;扩大免予刑事处罚适用范围、鼓励刑事和解）;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对可以单处罚金或单处剥夺政治权力的,原则上单处;改革未决羁押制度,降低逮捕率等已成为轻罪非监禁化的重构内容。     

刑法规范合理性视角中的集资诈骗罪

我国刑法之集资诈骗罪存在的立法缺陷,易导致司法适用之错误。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应祛除立法罪状表述的缺陷,准确反映立法主旨。以法律解释之合理性为基础,对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罪质要件以及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利于实现刑事立法之完善和司法认定标准之更新。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浅谈骗购外汇犯罪的若干问题

·骗购外汇犯罪是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执法研究·新增加的一个罪名。我国刑事立法对套汇行为经历了一个由犯罪化到非犯罪化然后再部分犯罪化的过程。本文试对这新增罪名的立法沿革、概念、构成特征以及罪的认定、处罚等作一探讨。一、骗购外汇犯罪的立法沿革骗购外汇罪虽属新罪，但其脱胎于过去的套汇罪，而我国刑事立法对套汇行为的犯罪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即由犯罪化—非犯罪化—部分犯罪化的过程。（一）逃、套汇作走…     

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     

轻罪程序的现代化——醉驾案件程序问题的正本清源

危险驾驶罪不能判处有期徒刑或其以上刑罚,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这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由于不能逮捕,实务部门往往想方设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甚至出现了超期羁押、违法羁押的情况。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适度提高法定刑、灵活运用拘传措施来解决问题。然而,轻罪不羁押,至少尽可能不羁押是国际通行的原则,上述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究其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缺乏相配套的轻罪处理程序、审前羁押程序门槛过低。应当设立相应的轻罪程序,同时将到案与羁押相分离、提高羁押的程序门槛。唯此,方能根本解决危险驾驶罪中出现的程序问题,使轻罪程序走上现代化之路。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非刑罚化之中国的选择与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第37条规定了非刑罚处罚措施,但这个条文并未在实践中发挥多大作用,在理论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非刑罚化是现代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国家在立法和司法体系中都确定了非刑罚处罚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分析了非刑罚化内涵的界定,指出其重要价值,并结合中国实际对非刑罚措施的选择与适用作了初步探讨。     

以明确性原则检视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司法适用现状——以刑事判决和典型案例为研究基础

非法经营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个罪。判断非法经营罪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仅要从奉罪刑法定原则为圭皋的中国刑事立法本体出发,还应把作为法定犯的非法经营罪特质、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规定、审判实践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司法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批评有失偏颇,至少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排除具体审判实践的差异,非法经营罪规范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     

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分析

医疗纠纷是由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结果及其原因的认定存在分歧而引发的纠纷,通常表现为患方质疑医方诊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几乎是以医疗事故罪为基础而构建的。就医疗事故罪而言,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存在"医疗行为论"、"信赖原则"和"医疗水准论"等分界理论的限制性判断,司法实践应充分认识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审慎并积极认定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亲属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事立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根据,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应注重加强刑事立法的完善。     

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罪名体系的立法构想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缺乏系统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需要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笼统的罪名处理案件,这极易导致定性不准、量刑失衡。我们应当针对环境要素增设相应的罪名以严密我国的环境刑事法网、控制犯罪。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非犯罪化审视

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主题。在国家着力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非犯罪化的视角审视经济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改革问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原理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此探讨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刑事立法上废除的可行性。在当前刑法典仍然规定了该罪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司法层面将该罪进行非犯罪化。     

洗钱犯罪法律认定困境及对策研究

洗钱罪入刑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反洗钱的立法力度,但司法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89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从形式及实质层面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类犯罪存在量刑幅度、主观明知、竞合选择及共犯等方面的法律认定问题。为此,应修订刑法条文,出台量刑标准,合理采用刑事推定,优先适用特别法,区分共犯分界线,以扩大本罪的适用,准确有效打击犯罪。     

从“文强案”看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管辖异议制度

在刑事立法传统和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存在审判管辖异议制度的盲区。然而,文强案、李庄案的审判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不缺乏审判管辖异议制度成长的土壤,亟需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确立,应合理地界定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方式、期间、裁决、后果等方面的问题,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既保护报告人的人权、又确保刑事诉讼的正确实施。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完善探究

近年来几次刑法修正,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高空抛物罪等纷纷入刑,明显扩张了我国轻罪犯罪圈.在此立法背景下,前科的标签效应及附属后果,对轻罪犯罪人和轻罪犯罪治理而言具有一定难度的挑战.因而,有必要立足轻罪制度体系,树立系统思维,完善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以期有利于促进轻罪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优化我国轻罪犯罪治理模式.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重刑化在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得以体现。毒品犯罪法律体系严厉、重刑适用率与死刑适用率高、量刑标准存在省际差异等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相背离。我国应当在立法上通过罪名分层,以及"但书"条款适用达致宽严相济处理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上统一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适用罚金刑实现刑罚轻缓化。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