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无序并购的违法判定与规制路径

在数字平台市场,大型平台企业对初创企业的大量并购已掀起全球性浪潮.传统评估标准在新业态下陷入效果失灵、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平台垄断缺乏监管,以致造成大型平台企业在并购初创企业的实际操作中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经常出现"扼杀性"的情况.因此,我国应从行为、目的和效果三个方面对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或新兴平台的行为进行违法性判定,并做出符合实际的规制路径:首先,要通过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加强事前审查;其次,要通过完善反垄断执法方式优化事后评估;最后,还要通过倒置举证责任分配加强事中执法.     

简析数字经济平台垄断问题及反垄断规制

近年来，数字经济平台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些平台企业垄断问题日益凸显，也成为国内外反垄断学者关注的焦点。与传统经济组织相比，数字经济平台竞争激烈，呈现新市场化格局，市场集中度明显提升，垄断现象和一系列问题因此产生。如何调整反垄断治理策略和规制方法，对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未来针对数字经济平台垄断问题，应是加强反垄断监管、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维护市场秩序等，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WTO与中国反垄断法律的完善

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对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及其行为进行监督控制; 支柱内容是对限制竞争协议的禁止规定和兼并控制的规定。我国行政垄断是行政干预经济的直接表现形式, 这决定了我国在WTO成员国的大环境下必须不断完善反垄断法律。     

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制度变迁研究CSSCI

20世纪80年代之前知识产权反垄断案件大多不需要界定相关市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知识产权反垄断案件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特殊性逐渐受到关注,出现了技术市场、创新市场等概念,另外,自然垄断行业的关键设施理论也扩大适用至现代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并对知识产权反垄断案件中的相关市场界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我国反垄断法律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实施

目前,互联网行业市场垄断局面已经形成,垄断企业以其在市场中的支配地位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通过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律的实施情况,指出反垄断执法工作中法律实施的不足,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可全面促进我国反垄断法律的实施,有效开展互联网行业市场的反垄断监管。     

从垄断不稳固性的内部视角看反垄断的可行性

垄断是当今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重要形式,文章从垄断的本质和成因、垄断与竞争的较量角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跨国界经济行为的制约因素及中小企业的分散化发展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垄断的不稳固性。紧接着从反垄断的适用范围、反垄断是市场的要求、时势推动着反垄断等三个方面证明了反垄断在当今世界当前社会是完全可行的,并由此得出以《反垄断法》来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和紧迫性。     

我国未来应当设立统一的准司法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我国《反垄断法》已经施行七年有余,反垄断主管机构基本上沿袭旧制,即仍然由国家工商局、商务部和发改委下设的三个反垄断主管机构进行反垄断执法,只是在其上设置了主要发挥协调、指导作用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这种"双层"和"三机构各司其职"的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有诸多的缺陷,不能很好地履行反垄断的神圣使命。我国未来应当改革现有的反垄断主管机构,设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高度权威的和准司法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专利合并的反垄断规制

专利合并的反垄断规则借鉴了企业合并规制的一般理论,但是在专利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需要注意在确立产品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创新市场等方面的独特性.专利产品与技术的市场力分析需考虑技术本身的影响力.专利合并的反垄断审查的具体目标是确立专利合并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损害.对专利合并反垄断审查的救济更多的采取非结构性救济方式.     

剑指垄断的三张“脸谱”

中国反垄断法剑指何方？透过去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清晰可见的是借鉴了国际上三大反垄断制度，即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经营者集中”。     

政府在反垄断立法中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始终伴随着政府干预和调节的非完全自由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正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了反垄断的法律、法规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必然隐含着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甚或说其价值取向左右着反垄断法的立法方向。现阶段,我国的立法模式是以政府主导型为主,政府对反垄断的态度、认识程度以及决心,直接影响到反垄断的立法进程和反垄断法的高低程度。故理性辨证地分析我国政府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发展与完善是有所助益的。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行为逻辑与认知维度

国家开始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加强反垄断审查合规监管，一改以往仅在边际上依赖法院进行事后裁判的做法，更多依赖行政手段和公益诉讼模式。这其中体现出来的监管动因、认知角度和效果并不完全契合单纯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回到现实本身，思考国家如何认识反垄断问题，以及反垄断的原初意图和法律形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或偏离的。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反垄断进程：其一是关注要素的流动，即数字平台不得为要素自由流动设置障碍；其二是关注市场基础设施，即平台形成的市场应当依靠基础设施进行联通；其三是资本进入相关市场的合秩序性问题，例如进入金融、媒体、民生等领域。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理解中国希望平台经济以何种方式按照特定商业模式进行扩展，以及如何重新定义市场。     

论我国反垄断与政府管制的谐和

反垄断与政府管制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市场的常见方式,两者有不同的干预目的和干预理念,因而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相互平行但又存在交叉的两种政府行为。欧美等域外国家和地区通过否定、豁免、吸收等形式,构建了灵活协调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我国在处理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时,须注重对管制的竞争分析,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管制对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防止反垄断演变为管制而陷入"管制悖论"。只有当反垄断政策和管制政策相互欣赏对方的作用并携手合作时,才能达至最佳的工作状态,才能最终实现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地方反垄断执法动态平衡的实现机制

作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重要工具,我国地方反垄断执法面临如何恰当地把握地方反垄断执法的度、如何准确地定位地方反垄断执法目标以及如何有效地缓解地方反垄断执法的逻辑张力三方面的困境。对此,需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反垄断执法模式和力度,做好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职权的划分,把握好反垄断执法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同定位。     

试论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国外制度，可以弥补反垄断执法机关执行和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不足，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目前我国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需要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合理设置民事检察权，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权力，并对其受案范围、调查取证、诉讼费用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论反垄断立法的时代精神

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应体现时代精神。反垄断法最新修改稿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一定要解决好规制对象问题,结构和行为都是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行政性垄断必须纳入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实施机制是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保证。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适度严格,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数字时代平台垄断的治理策略

平台企业以科技之名规避金融监管的做法,使得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网络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国际上反垄断的国际经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全面落实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业务监管。我们需要将平台经济企业从事的所有金融业务纳入金融监管,将规范和发展、发展与安全并重,从解决监管体制不适应、纠正企业发展不规范入手,消除存在的风险。     

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

大型数字平台具有公共性,是一类新型的公共设施。平台对用户、平台内经营者、竞争对手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且这种市场力量与竞争优势容易被滥用。对于大型数字平台,我国早期奉行形式治理理念,当下这一理念亟待转型,应从形式治理迈向实质治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的治理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是践行实质治理理念的最佳范式选择。就事前与事中管制而言,行业管制部门应当以开放义务为中心创设管制规则,原则上要求大型数字平台公平、公正对外开放。就事后反垄断而言,可在《反垄断法》总则部分专设平台反垄断条款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效能。以实质治理理念为指引,以管制与反垄断为两维,规训平台从私益性向公共性回归,有助于重塑数字市场的自由竞争格局,提升数字市场的创新活力与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特许经营中的反垄断问题及豁免

特许经营是一种商业模式,特许人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一系列特许权组合授予被特许人使用。由于知识产权的具有专有性和独占性,特许经营协议条款中必然有限制竞争的条款,可能会引发特许经营的反垄断问题。从特许经营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特许经营中存在的反垄断问题,提出特许经营反垄断的豁免理论,并探讨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的适用及例外,有助于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     

我国并购反垄断豁免的实体规则体系: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企业并购具有消极与积极的双面属性。基于这种特征,在反垄断的基本价值取向下需要同时关照并购的积极因素与效应,并在反垄断的法律框架内合理设计或划定一定的弹性空间,以实现消极一端的损害最小化以及积极一端的效益最大化。简言之,通过阐述企业并购反垄断豁免考量的主要实体因素及其适用规则,在实证分析我国并购案件中的实体性抗辩情形的基础上,厘清反垄断豁免实体规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建议,包括完善并购规制立法、制定专门性并购指南以及加强豁免审查的程序性控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