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服务的替代抑或优先机制——以青岛为例的实证考察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要求明确后,调查显示: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政社关系调整任务艰巨,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等进展有限,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公信力有待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由公益服务的替代机制向优先机制转变任重道远.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与社会合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趋势.在世界行政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花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虽然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制度的积累,但仍需在规范化方面作进一步努力,包括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购买的程序、社会组织的资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购买服务的监督与评估等等,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以保证政社合作在全国的平稳、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角色:政社关系视角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被逐步构建,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接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呈现多样化色彩。本文在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从政社关系维度构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角色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发展策略。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单位制变迁与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微观缩影。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单位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为适应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位制逐渐向社区制方向转变。通过厘清单位与政府的关系,并剖析单位功能与政府职能的内在相关性,探析出单位制变迁对明确政府角色、调整政企关系与政社关系等具有的积极影响,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变量。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探析

政府购买服务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应加大推广力度。具体来说,要从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着手,确立二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推进政社分开;要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要推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服务事项。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进民间组织发展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转型趋势,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途径.我国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湖北、上海、深圳、青岛四地的做法归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差异发展环境下的不同服务需求决定政策选择,推行背景等因素也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形成机制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关键,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有助于形成多中心供给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民间非营利组织优化社会共生关系的行动策略——以s市H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浪潮,使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得到较快的成长,为提升自身合法性地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分别在政治共生系统、经济共生系统以及文化共生系统内与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多元主体进行资源互动,以优化自身的社会共生关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有序和规范发展,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的能力,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通过对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背景及深圳市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探索的分析,提出了妇联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建国以来中国政社关系的变迁及启示

有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讨论的。从政治学视角看，有关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体系，一是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政社问题，二是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国政社关系，两大体系都旨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协调机制。本文所探讨的建国以来我国政社关系的离合变迁，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