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原则

行政合同，又名行政契约，一般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行政职能，与公民、法人等相对人经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一般认为，识别行政合同的标准有以下几点：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即只有以行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与相对人或其它行政主体签订的合同才有可能成为行政合同，这是对行政合同主体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行政的本质要求。     

论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优益权

行政优益权,也称为行政特权,是指在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所享有的一系列保障其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特权,这些特权是由行政合同中的权力因素所决定的。我国目前虽然确立了行政合同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制度还很不完善。行政优益权作为行政合同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目前人们对其的认识还很不清楚。因此,深入研究行政优益权理论对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环境行政合同浅论

环境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但又有不同于行政合同之处,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环境行政合同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环境行政合同的实务应用和理论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     

论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

随着民主思潮的确立和发展,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出现,行政合同作为现代行政法上较为新型、重要的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方式之一,得到了普遍运用。这种运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政合同纠纷的大量出现,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以确立行政合同规则,解决行政合同纠纷,更好地保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研究对行政合同的发展,行政合同功能更好地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先进做法与有益观点的借鉴,对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完善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它既不同于行政命令、行政决定那样要求严格，又不同于行政协调、行政指导那么宽松，它是双方当事人协商自由与行政优先权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对民事商务合同的规范起到积极作用，但行政合同仍然存在如何依法规范的难题。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论，以期法学专家重视，早日依法完善行政合同，促进依法行政。     

浅析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是现代政府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行政手段,然而我国行政合同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究其根源在于尚未建立行政合同法律,本文以确立行政合同的定义为基础,明确行政优益权,规定行政合同中的诉权,指明调解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四大理论,来构建和丰富行政合同的法律理论。     

行政合同中的特权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运用合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是现代国家一个日渐增长的现象,尽管行政主体有时不得不利用命令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但很多时候,行政主体是用富有弹性的合同方式来代替生硬的命令完成行政任务。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行政合同行为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行政管理目标固定化、法律化,并在合同中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做既是为迎合现代、行政民主观念的更新———被管理方与管理方具有更趋平衡的…     

论环境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优益权规制

相较于近年来环境污染恶化的速度,环境行政合同制度所采取的环保管理措施取得的效果甚微,现行制度中对双方主体的权利配置存在着由来已久的认识误区,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都没有考虑环境行政合同的特殊性而将行政合同领域的“行政优益权”标准完全地加以适用,影响了环境行政合同的实施成效.从环境行政合同本身的权利义务平衡、履约模式以及在政府机关内部的运行构架角度分析,政府应对行政优益权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制,从而寻找出完善现行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良方”.     

行政合同基本理论探析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较行政命令更柔和、更富有弹性的行政手段在我国的运用,开始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尚不完善,面临着诸多问题;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尚不统一;现行法律制度对行政合同的规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行政合同的实践存在偏误,其救济制度不统一。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论行政合同特权基本制控理念——权力保留

契约行政条件下,部分行政职权以合同权利的形式实现既定权能;其余则以法定或约定形式设为合同权利的"例外"——行政合同特权。行政合同特权是以行政职权为发生基础的权力契约化形态转换,同时亦为契约行政架构内权力因素的集中体现。对契约伦理及其逻辑准则的承认与接纳,形成此类特权的权力保留品格特征。行政合同特权制控体系的构筑应以权力保留理念为核心指导。     

行政合同法律救济机制构建探析

在民主法治社会中,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越来越普遍的适用于行政管理中。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法律上却未得到确立,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其救济上。本文指出完善我国合同救济制度需在法律上确认行政合同制度,并通过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途径与司法救济途径来实现。     

“非正式行政行为”概念界定——兼“非强制行政行为”评析

作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行为的上位概念,"非强制行政行为"从提出到广泛引用一直缺乏学理论证。实质上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意义及其科学性是存有质疑的,在"新公共服务理论"背景之下其更加显露。相反,"非正式行政行为"则在语义上更具科学性、内容上更具全面性和功能上更具现实性。     

行政合同纠纷几个法律问题探讨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合同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合同内容是否受公法调整。非行政合同当事人由于不具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与行政主体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起诉期限应当借鉴民事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区分有效和无效行政合同,采取不同的起诉期限计算方法。行政合同违约赔偿,是一种行政赔偿,在赔偿范围上应以原告实际经济损失为限。     

论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特权

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特权源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与公益性,本质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本文从探求行政合同特权产生的根源——天然性与必然性入手,对德、法的行政合同特权理论模式进行考量,对我国的行政特权制度与控权制度进行设计;同时,强调加强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论行政合同中的“隐形”主体

行政合同制度中的"隐形"主体是建构在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基础之上,同时又不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的概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行政合同制度中对公众、或公众利益忽视的现状。针对行政合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隐形"主体需要相关制度的构建,包括参与制度相关的公开与告知制度、听证与协商制度,以及救济制度中行政合同部分无效的确认与重定。     

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之模式选择

伴随合同国家的迅速扩张,行政合同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实现公共利益的领域,然而接踵而来的司法难题立即显现了出来:在我国这样一个秉持着公私法二元界分传统法域的国度,行政合同的"合同性"法律关系应如何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至今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本文就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模式问题通过对比分析域外的三种模式(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再结合我们国家立法现实的情况、司法实际需要,提出当下我国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裁判宜坚持"行政法准用民法"模式,并结合审判实际就坚持这一模式的具体规则适用做出总结和设计,以期对当下时代背景下,我国的行政合同法律适用起到些指导作用,并能够进一步启发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论行政主体合同优先权

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代表者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先权,包括合同标的确定权、相对人选择权、监督合同履行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和行政制裁权。对合同优先权必须采取法律控制,其途径主要通过程序控权：一是严格规范行政主体优先权行使的行政程序;二是健全合同相对人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     

论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

行政协议有着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问题无法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隐匿而消解。现有原告资格认定标准多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背景展开,亦未考虑到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基于合同相对性并依据《合同法》之规定,行政协议第三人诉请合同履行权益时原告资格需回归行政相对人标准,诉请固有权益时则依然遵循利害关系标准。利害关系标准下,行政协议前置或之中的单方行政行为以及与协议相对人的基础纠纷构成第三人与行政协议之间利害关系的截断。理论上,第三人与行政协议整体有直接利害关系之时方具备起诉行政协议的原告资格,但实践中,法官对此应有释明的义务。     

论行政合同诉讼

行政合同既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单方行政行为.基于行政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行政合同诉讼又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行政诉讼,其在起诉主体、审查对象及内容、举证责任、调解制度、审理依据及判决形式等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存在着诸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