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大数据驱动政府监管方式创新的向度

技术变化是治理变革的最深刻动因,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及其对信息传播、消费方式的改变,必将带来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政府管理方式的革新。作为技术变迁的新业态、新趋势,大数据在政府监管体系建构与实践中的深度嵌入,重塑了监管信息的流动路径与分布形态,改变了信息搜集、传输、清洗、挖掘、运用的具体方式,提升了信息的规模、质量和时效,进而从主体、客体、路径、工具和方法等五个维度驱动传统监管走向协同化、全面化、动态化、智慧化和精确化。     

国际、国内政府电子化服务研究进展

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政府事务中的应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子政务活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政府电子化服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关键所在。分析了政府电子化服务的一般性问题,讨论了国际上对政府电子化服务研究的主要进展,探讨了国内对政府电子化服务的研究状况,最后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智慧政府视野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技术手段支撑,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顺应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潮流,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智慧政府充分利用各种数据、信息以及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智能更高质量的服务。它既是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政府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而革新管理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的集中表现。智慧政府协同合作、开放共享和公平竞争的理念,科学化政府决策、精准化社会治理和高效化公共服务的智慧行政方式,以及围绕适应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坚持效益、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政府效能原则,构成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景式概念模型和客观的、显性的评价标准。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大数据赋能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类型归结与未来向度

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是推进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关键基石。以“大数据赋能”为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起点，分别从理念转变、知识驱动、需求牵引等三个维度透析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机制运作逻辑和目标逻辑。从大数据与应急管理互嵌视角出发，归结出“平台共建+精准应对”型、“信息共享+协同联动”型和“技术集成+智慧处突”型等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中的类型，有利于明晰未来变革的向度。基于大数据赋能，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未来向度在于注重平台建构与应用、数据获取与更新、数据匡正与使用、信息呈递与交汇等，以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系统化、应急过程精细动态化、应急行为标准规范化和应急主体多元协同化，有助于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组织设计与行为模式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组织设计及其行为模式与传统政府存在明显区别，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组织设计应该是主体的电子化与数字化、职责的明细化与信息化、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运行的程序化与规范化、人事的弹性化与个性化；而政府行为模式应该是数字化与信息化、电子化与网络化、公开化与透明化、科学化与民主化、快捷化与直接化、程序化与个性化。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     

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智慧养老发展的创新逻辑与实践路向

智慧养老是新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养老领域的运用,它既依托于传统养老服务体系,又是传统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和创新,较之于传统养老模式,智慧养老具有信息数据、资源整合、人力替代、高效精准等优势。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养老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动力,老年人数量的快速增加带来老年人服务需求的扩张是智慧养老发展的社会和市场基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领域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智慧养老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创新,还需要理念的转变、资源的整合和组织的协同。智慧养老发展必须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坚持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原则,实现线下服务与人才培养的协作联动,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智慧养老是"为夕阳服务"的"朝阳产业",通过专业化、精准化、人性化的服务,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和老年人幸福指数,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动因分析、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大数据技术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基于大数据赋能开展政府绩效精准管理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整合政府绩效信息的必然选择、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以及实时进行绩效问责与激励的实践要求。我国对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探索,仍面临着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缺失、政府绩效信息整合的有效性不高、存在潜在道德风险隐患、大数据相关要素支撑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为进一步推进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发展,未来应加快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制度建设、推动政府绩效信息的有效整合、构建"回溯性、实时性和预测性"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强化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大数据要素支撑能力。     

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式、模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务投入的主要来源和供给的基础力量,还承担着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安排、主导并联合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为使"政府主导、多元合作"这一创新型的公共服务模式在网络空间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形态高质高效地运作,亟须引入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良性互动、业务协同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在于厘定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以达成各方共识,为系统建构政府电子公共服务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实践模型创设条件,亦为国家正在积极推行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大力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基础支撑。     

风险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与运行机制创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风险社会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内涵和治理背景,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变革主动性和创新能动性,让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具有精简性、协同性、快捷性、高效性。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应当在领导结构上体现控制导向和集中指挥,在形态结构上搭建促进协同的矩阵平台,在能量结构上加快与外在环境和多元主体的交互交融,在技术结构上实现对高效便捷的有力支撑。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预算模式,优化人事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来保障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到来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体制的协同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的困境、网络安全、信息鸿沟、法律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面对种种挑战,政府应积极适应当今时代变化,实现智慧治理。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电子化政府”的误区与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电子化政府工程存在着走向“政绩工程”的危险。中国政府改革应当以服务行政和民主行政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以电子化政府建设为契机,全面构建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