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与公民权利配置:如何理解女性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选择自由?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女性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权利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理解女性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中的处境变得十分重要。本文从社会科学中公/私二分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性别关系与福利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结合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述分析了国家、市场与家庭关系中的妇女权利配置这一核心问题,并对社会政策的发展与妇女的能力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反思。     

唐代同居共财家庭经济生活探论

同居共财是唐律规定的一种家庭制度,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在唐代有所增多。文章从唐律对家庭经济关系的限定出发,考察了同居大家庭中各级成员间的经济地位,同时透析史料,进一步对同居共财家庭经济生活进行探讨,揭示了唐代同居共财大家庭中和谐稳定与矛盾冲突并存的经济生活形态。     

中国社会知识女性的家庭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妇女不再整天围着锅台、孩子、丈夫转,她们在社会上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被誉为中国的半边天。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是否真正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作为“五四”运动组成部分的中国知识女性,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改革开放的磨练,他们的婚姻状况、家庭形式、家庭关系以及家庭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与非知识女性相比具有哪些特征,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对古代蒙古族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地位之关系初探

在蒙古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其开放和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拓展了蒙古民族的视野,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性别文化氛围,蒙古族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受到了尊重,其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古代蒙古族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体现出较强的主体意识。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     

唐代梦小说的虚构特征与主体意识

唐代梦小说梦情节的运用突出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虚构特点——虚实结合,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从"梦情节"的角度可以更清楚、更肯定地确立唐代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独特和重要地位。整体来看,唐代梦小说的创作虚构有无意虚构、刻意虚构和有意虚构三种情形,体现出唐代小说家以现实为根基、以梦幻为契机来抒写思想、反映现实的创作理念。这种虚构和主体意识有力佐证了唐人"有意为之"的论点。     

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

内、外朝是封建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两个权力系统，两者之间既相互制衡，又共同服务于皇权政治。内朝的形成以及内、外朝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反映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内、外朝关系的变化和中央官僚体制的演进。     

夫妻和谐关系模型的群层差异分析——以天津市在婚女性的调查为例

夫妻和谐关系受到许多日常生活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地位、家庭收入、家务劳动、家庭经济权、同居老人、子女状况等。然而,对于不同群层的夫妇而言,以上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分析表明,除了家庭地位对所有夫妻和谐关系具有共同的关键作用外,其余生活因素的影响均显示出差异性倾向。如家庭收入对低层和农村家庭的夫妻和谐影响更大;强化的女性家庭经济权有利于中年夫妻关系的和谐;同居老人对低龄夫妻的和谐关系起到一定维护作用;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不断减弱,且主要发生于低层家庭,等等。     

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及平衡策略——基于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模型的分析

工作与家庭关系是一种相互竞争时间、精力投入的竞争性关系、冲突关系。以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工作——家庭冲突是由工作和家庭层面的角色压力引起的角色间冲突,在某些方面是不相容的。即工作——家庭冲突对于个人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个人在完成这些角色要求的任务时,由于时间、精力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工作——家庭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匹配。冲突的前因变量表现为工作层面的变量、家庭层面的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冲突的后果变量体现为工作层面的后果、家庭层面的后果和个体健康层面的后果。工作——家庭冲突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所以需要从组织干预、个人应对、家庭支持等层面实行平衡策略,缓解女性的角色冲突,提高女性的工作绩效和家庭的生活质量。     

科学建构体现男女实质平等的新时代婚姻家庭制度——兼论民法典编纂中的女性权益保护

文章提出科学建构体现男女实质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必须要坚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妇女观和法治观,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体现男女平等的家庭美德寓于法律规范中;正确处理民事法律规范和社会法规范的关系,要为弱势家庭成员提供多重保护;正确处理婚姻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降低妇女的婚姻风险;正确处理人身与财产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身份利益;正确处理家庭制度与家庭视角之间的关系,避免家庭政策之间发生矛盾而损害妇女利益。     

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阶层家庭中,相对资源理论对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相对资源理论能有效地解释夫妻权力关系,夫妻的收入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地位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格局影响显著;夫妻权力关系在中国体现出阶层差异化发展特征,中下层家庭更加注重夫妻间经济物质资源的比较,中层家庭则看重夫妻间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综合比较,在中上层家庭中,相对资源理论解释力较弱,更趋向性别平等实践。     

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基本要求

家庭伦理道德旨在调节家庭伦理关系,实现家庭伦理价值。家庭伦理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因此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体现在: 1.爱情和义务的统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社会主义道德肯定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     

改革开放三十年政企关系改革与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是各种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它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一大标志。梳理政企关系演化过程可以看到，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改革中正逐渐由权力纽带转变为权利和资本纽带；政企关系的演变体现了渐进式改革的明显特点。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政企关系改革历程及其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政企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注重所谓的逻辑严密性和理论自洽性而忽视了看待问题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

婚育率下降是当前中国家庭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西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家庭变革和女性发展之间的张力，分析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新社会风险与固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女性双重压力之间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性别平等话语的转型和婚姻法律的调整表现出一定的价值模糊性。青年女性基于高职业期待、高生活质量期待和高离婚风险下的理性权衡形成了去家庭化的婚育决策。建构女性友好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政策环境，需要从明确支持女性发展的理念、厘清政策法规中婚姻家庭的主体性定位、发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三个方面着手。     

家庭社会工作实践中个人经验与专业经验的关系探讨——兼论性别对界限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工作语境下，家庭社会工作领域关注社工的个人经验与性别角色，对从事家庭项目的女社工往往有超越专业范畴的期待。本文不仅对社工专业性与个人经验间的关系与界限进行了具象化的描绘，从社工的细致回顾与反思中梳理其职业成长阶段，勾勒出当前实务环境中的“专业性”图景，还特别捕捉了性别因素影响下的特点与变化。对M市不同社会工作机构的家庭项目的研究发现，社工在处理不同工作内容时会根据情境调用两方面的经验，如何运用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二者的界限如何均受工作年资的影响。处于职业发展中段以前的社工在两者的边界方面呈现部分重叠与单向渗透的特点；资历较深的社工认为两者应能互相转化，不分界限。女社工内化了传统女性气质塑造的性别形象与工作期待，其工作内容与方式以及对职业成长、个人经验和专业性关系的理解，都超越了工作本身，体现出女性与家庭、情感、关系的捆绑；她们的性别观念对其在工作中的公私界限产生了影响，但实际并未改变或打破它。     

《唐律疏议》有关女性犯罪规定的梳理

在古代的法典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犯罪的法律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法律的性别观念以及女性的法律地位。本文主要就《唐律疏议》中涉及女性犯罪的罪名、刑罚及优恤的制度作了梳理与介绍,以从制度角度了解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蕴

本文主要从性别分析视角,通过梳理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揭示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如何被不断建构,从而展现性别化了的历史图景.文章认为性别的变化并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性别表述的主旨,同时,女性形象的变化也与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紧密相关,性别变化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家庭伦理视野下当前我国女性违法犯罪的特点

女性违法犯罪,是当前世界上十分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分析研究女性违法犯罪现象时,我们发现,女性违法犯罪与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在犯罪动机、犯罪原因、犯罪侵害对象、犯罪方法手段、犯罪的时空等表现出种种与家庭伦理相关的特点。女性的违法犯罪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社会女性的整体形象,而且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风尚,尤其影响到家庭的方方面面,影响到家庭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唐代女性竞技文化探析

史料所见唐代女性参与的竞技性活动主要包括球类、射箭类、舞蹈类、杂技类、各类岁时节令活动等。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普及程度较高,参与主体较广泛,实现了艺术与竞技的结合,且具有很强的岁时性和民俗性,顺应了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展示了唐代民族融合、兼收并蓄的特点。女性竞技活动在唐代达到巅峰的原因在于唐代经济实力强大、文化极为昌盛、女性地位提升以及帝王的带动和审美观念转变等。     

论传统文化中桃花意象的隐喻意义

在所有花卉意象中,桃花最具女性隐喻意义.《诗经·周南·桃夭》最早建立了桃花与青春美丽的女性之间的隐喻关系,这一隐喻关系自南朝开始发生变化,渐指下层女性或歌妓；至宋元时期,桃花成了情色场景的形象符号.桃花意象的女性隐喻意义使“桃花”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对女性的传统的审美认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桃花与女性之间比附关系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