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演进轨迹

正邓小平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围绕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关系,我们党完成了对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作出了部署,且提     

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理解——基于党政分开和依法执政的视角

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若系。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     

新视角新观点

<正>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取得成就的基本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戴小明在2019年2月20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首先要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40年法治建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基本经验。其次要明晰党与法关系的科学认知,必须科学认知和正确把握党和法、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最后要深刻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新时代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学习习近平关于“党法关系”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牢固基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刻认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加强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切实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方面,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维度,以及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的角度,提出要从不同的层面推进依法治国。无论是思考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还是探索依法治国的动力,或是寻求依法治国的路径,党的领导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理清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对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会从战略的高度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对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作出全面、深入、系统、科学的阐述,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法治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法     

依法治国的新境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重要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多次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表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开拓了依法治国的新境界,这主要体现在:把党和法治的关系明确为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重要论断强化了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总抓手"的重要论断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谋划思路;新"十六字"方针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新的基本要求;"两个坚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基本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充分彰显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新方式。     

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执行力

<正>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依照党内法规从严治党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提高管党治党能力和水平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把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依法治国的工作大局。这凸显了依规治党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党的     

论依法治国中的政府守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标志着中国由“人治”到“法治”的进伦。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政府守法直接关系着法治的实现，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本文拟就依法治国中的政府守法作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希望作为引玉之砖能引起大家的讨论。一、政府守法与依法治国政府守法（Govemme…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