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性回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党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回应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夯实并丰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重维度,即制度合理性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及发展的应然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分别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合法性回应的根本保障、现实基础及不竭动力。从根本上来说,要消解人治障碍,建设法治中国。     

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及其未来发展前瞻

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特点。法治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道路坎坷 ,行程艰难 ,有些许成功和诸多失败 ,其经验教训发人深思。新中国法治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沉痛的教训有之 ,成功的经验更多。瞻望未来中国法治发展 ,前景广阔 ,形势复杂 ,工程艰巨 ,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寻找对策 ,做出努力 ,以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对培育和弘扬法治精神的几点思考

法治精神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所在,但在当代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还比较明显,文章从培育法治精神的必要性出发,初步分析了国民法治精神缺失的几种表现,并就如何培育国民的法治精神进行了思考,以期对培育和提高国民的法治精神有所裨益。     

试论法治中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做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部署,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实现了新的拓展、深化和跨越。法治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把握理论内涵、坚持正确的道路、明确基本要求、厘清实践路径。     

政府信任关系:价值及其建构

政府信任关系是指公众对政府及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良好政府信任关系对于公共行政良序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降低复杂性的机制,可以通过促进合作去提高行政权力的效力和行政运作的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本质内涵,它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的意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法治的发展、服务行政新理念的贯彻实施等是一致的。     

建设法治文化 推进依法治国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文化起着关键作用。法治文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深层要素,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内涵和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亟须我们深思和探讨。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推进法治建设需要冲破三大思想障碍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并通过决定,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加快推进法治建设,需要冲破三大思想障碍:一是中国历史缺乏法治传统,权力大于法律。二是中国社会缺乏法治需求,关系大于公正。三是中国文化缺乏法治基因,变通大于规范。     

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路径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中国法治事业得到全面而有效地推进。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其法治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的重要性、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现状及原因分析入手,探索法治观念养成路径如下:国家和高校应为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创设良好的环境;大学生要自觉增进自身法治意识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     

构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与现代法治要求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本文从探析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入手,分析了我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提出了构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初步设想。     

我国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的法律理念与法治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与败。所以,领导干部摒弃封建特权的人治思想,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培养法治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重新认识中华法资源的价值--从胡适的"老英雄悲剧"谈起

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中,胡适描绘了一出"老英雄悲剧",即"老中华"的失败史,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文明盲目指责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盲目崇拜的态度.在当时那个新旧变替和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出现一些偏激看法是正常的现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必须建立起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百余年来中国借助西方法资源建构的法律体系缺乏本土的社会基础,因此目前应当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华法资源,纠正长期存在的对于中西法治文明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认识.     

论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的实质，是统筹协调社会主义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把社会主义法治视为一个整体，以一体建设的思维，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指向。从目标来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需要一体建设。从主体来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需要一体建设。从环节来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需要一体建设。此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也需要一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世界观，也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方法论，可以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     

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两种理解考辨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在学术界有否定性意见,问题的产生与源自苏联并影响中国的两种理论解读相关。一个是帕舒卡尼斯囿于“商品交换法学”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法的消亡原理,而否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律虚无主义;一个是维辛斯基强调法的阶级性而偏于意志论的法律工具主义。前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趋于人治和以政代法,后者导致对法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其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法律源于人类生产活动,并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正负面影响而使社会进步或倒退。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直在场,有必要从意义域角度总结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得失。     

推进我国行政收费的法治化建设

近年来,行政收费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政府系统内部专项清理、整顿,我国在行政收费规范化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运用政策性文件约束行政收费效果有限,如何将行政收费纳入法治化轨道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我国行政收费领域存在的实际问题及法治化的要求,首先必须贯彻法治行政原则,规范政府的行政收费行为;并通过制定行政收费法,严格限定行政收费的项目与标准;以及进一步完善行政收费监督体系,加强对行政收费的监管。     

论法治城市的构建

依法治国是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基本方略。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述法治城市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试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Comparing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hard and soft law: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are developed as tools of global governance can be placed on a continuum from traditional “hard law” treaties to the vaguest and voluntary “soft law.” In this article we develo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ing norms on different positions along the continuum, thus for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hard and soft law. We root the framework in both the rationalist and the constructivist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focusing on two overarching evaluative criteria: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These broad concepts are divided into smaller building blocks encompass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orms can exert influence; for example, by changing material incentives, identities, and building capacity, and by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source‐based,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legitimacy. We illustr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ramework with three norm processes of varying degrees of “softness”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