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执法不严现象的经济分析

行政执法不严是行政执法主体“经济人”特性的表现: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是行政执法不严的直接动因,“寻租”是行政执法不严的外在推动力,“激励”的贫乏是执法不严的内在驱动力,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非法“博弈”提供了空间。     

重点领域预防腐败工作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领域特别是土地管理、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产权转让、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行政审批权、资源配置权、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一些不法分子不择手段拉拢腐蚀这几个重点领域的党员干部，导致权力寻租现象严重，腐败案件易发多发。     

论行政执法和解的风险控制——以反垄断法等特殊执法领域为视角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价值与风险的共存体。风险控制是世界各国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时都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已存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情况,但在法律上只有《反垄断法》有简略规定,而且只注重了赋予行政机关可以和解的职权,倡导行政机关在和解程序适用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少对行政执法和解潜在的风险作出评估和控制。设置程序对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从行政执法和解适用阶段来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控制风险。第一,"先决程序"控制。在拟适用阶段,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寻租公权力或者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追求执法简便而简单执法,泛化和解适用,规定以行政机关穷尽职权调查不能掌握充足证据为标准。第二,"操作程序"控制。在决定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使行政执法和解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操作程序过程透明化,并赋予法院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第三,"后续程序"控制。在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为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和解协议在履行中发生偏差,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设置程序保障。     

寻租理论与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改革

寻租理论对于律师收费改革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的制定与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设立是政府对市场调节的一种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寻租机会和寻租活动。正确界定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使其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已成为律师收费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寻租行为与权力监督

我国现阶段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其主要根源是制度和政策在运行过程中的扭曲使经济活动出现寻租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寻租行为与权力监督之间的关系。制度缺陷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利用制度缺陷进行寻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性质是以寻租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即利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利益或超额利润。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缺陷主要是:1.政府行政制度的缺陷。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存在诸如政企不分,机构重叠,用人制度不健全,行政权力…     

贿赂犯罪的经济分析与法律对策

<正> 一、经济分析在现代经济学说中有一种“寻租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利用行政权力攫取租金,从而大发横财的非法行为(包括贿赂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这里的所谓“租金”,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在它看来,一切商品经济中的行政管制,都会创造出这种差价收入,即寻租者竞相争夺的租金,因此寻租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实证性。在我国传统经济模式中,由于实行     

论执法保障与行政执法能力的提高

依法行政的重心在于行政执法。要完成执法任务,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我国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行政执法缺乏保障而致使行政执法主体的能力欠缺。因而,应加强对行政执法的保障,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能力。     

从寻租理论窥探腐败现象

自上世纪70年代寻租理论兴起以后,该理论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泛,寻租理论成为少有的几个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围绕寻租和腐败的理论研究,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试图从寻租理论的本身的发展,对寻租、寻租活动和腐败作出相应界定。对寻租和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从寻租理论窥探腐败现象

自上世纪70年代寻租理论兴起以后,该理论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泛,寻租理论成为少有的几个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围绕寻租和腐败的理论研究,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试图从寻租理论的本身的发展,对寻租、寻租活动和腐败作出相应界定。对寻租和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中国当前反"权力寻租活动"战略研究

本文论述了权力寻租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国权力寻租的现状,认为我国权力寻租产生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双轨体制背景下,主要产生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以及监督制度缺乏。权力寻租造成了经济损失、社会资源浪费等影响,同时带来腐败等社会公害。对此,文中提出了反"权力寻租活动"对策再研究,并认为政府应该分权并加大监督力度来改善权力寻租这个问题。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检察监督使行政执法权得到控制是法治社会对行政执法的期待,更是民众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希冀.社会期待着对行政执法有较为完整和成熟的监督,防止行政执法权力的过度扩张,必须以法律监督来约束权力.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相关程序、范围以及监督方式进行必要的分析,厘清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权力边界,为建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体系提供创新性的思路.     

权力寻租的生态学分析

透过生态学视角,任何权力寻租现象都可以视为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背离的退化权力生态系统。缺乏有效控制的权力寻租常常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权力寻租既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运用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分析权力寻租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表现,解读权力寻租生态系统组分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的生态作用关系,梳理权力寻租生态系统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发展阶段和时空特征。通过探讨权力寻租的生态运行机理,提出权力寻租的生态修复、控制路径,驯化权力运行尽早转向法治稳态,实现权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法治化的常态演替。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与加强行政执法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除了需要商业道德的教化作用外,加强行政执法更是刻不容缓。近年来,尽管行政执法状况在总体上有着完善和改观,但是,在整个执法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深化对行政执法重要性的认识,健全行政执法体制,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效率,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抓好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     

论行政执法依据的事前控制与事后审查

加强行政执法依据的事前控制与事后审查可以从源头上提高行政执法的质量.本文对行政执法依据的控制从制定行政执法依据程序的事前与事中控制和行政执法依据的事后审查两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的建议.     

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执法的特点与对策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期间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艰巨、成绩突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执法与常态下的行政执法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以制度创新抑制寻租性腐败

所谓寻租性腐败,即以权谋租的腐败,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现象中的一种泛滥最广、危害最大的新现象。寻租性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大量制度租金存在。以制度创新抑制寻租,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它加大寻租的成本,减小寻租的收益,使寻租的净收益小于寻利的净收益,从而把经济人的寻租行为引导和转变为寻利行为,这是治本之术。具体地说,要从制度上全面、有效地抑制寻租,就必须做到“四不”,即使经济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和不愿为。一、使经济人“不能为”的制度创新所谓“不能为”,是指通过制度创新消除租金存在的基础,使经济…     

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电子监督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各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下简称"两法衔接")的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至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明显增多。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不畅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罪案件的监督仍显软弱乏力。在计算     

立法寻租的概念解析

近年来,经济学中的寻租概念在学术领域也被引进法学范畴内,立法寻租是一个新型概念,目前在国内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立法寻租的概念以及主体与客体在人们心目中还相当模糊,本文旨从法律的视角对立法寻租的概念进行较细致的剖析。     

我国行政执法现状分析与立法思考

一、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一）行政执法“滥”行政执谈“滥”是一种普遍现象，它造成的侵权问题日益严重，这不仅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法律尊严。行政执法“滥”主要体现在“设定”和“实施”两大方面。1．行政执法“滥”体现在设定方面的表现为：①设定行政执法的主体混乱。行政执法设定权被随意行使，许多没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不同程度上行使者行政执法设定权，甚至在无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也随意规定行政执法权。②突破法定幅度或有意钻法律空子自立执法标准。如有的执法机关利用法律条文的…     

中国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行政执法信任危机根源及化解

中国行政执法的信任危机直接根源于被动性和功利性两个致命弱点。被动性表现为行政执法不及时、不彻底、不连续和不持久,行政执法的功利性表现为行政执法的运动性、突击性、波动性、恐吓性、蛊惑性和张扬性。要化解行政执法信任危机就必须摒弃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积极推进行政法治理模式的转变,构建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并确立相对均衡的行政执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