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自证其罪”的侦查讯问行为之管见

[核心提示]在不强迫自证其罪的侦查行为规则下,如何履行贿赂犯罪证据提取的行为规则,根据贿赂犯罪证据体系的形成、证据的"提取"行为以及自愿"自证其罪"的行为规律,阐述了如何能够使贿赂犯罪嫌疑人自愿"自证其罪"的取证方法。在贿赂犯罪的侦查活动中,犯罪证据的提取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据提取的区别在于:"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类型是以言辞证据为主要特征的证明体系,因此,口供在对犯罪行为的证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我国的新诉讼法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规定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     

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的影响

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导致这一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的因素包括不甚理想的法官素质、卷宗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不独立的法官等等。这一证明模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新特点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我国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多方面的新情况,贿赂犯罪的对象也有待法律更合适的界定。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本文从贿赂犯罪对象方面对贿赂犯罪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建议将"财物"修订为"不正当利益"。     

我国贿赂犯罪证据制度面临的困境和对策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隐蔽性极高的刑事案件,其证据特征与普通犯罪相比存在很大的特殊性,2013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后,贿赂案件在查证上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贿赂犯罪的惩治效果仍然不佳。在我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当下,应当在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对贿赂案件分而治之,通过完善贿赂案件的强制措施、确定贿赂犯罪的证明标准,并构筑次生证据体系、增设推定制度,以及确立庭审的直接言词原则和侦诉协商法律化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证据视角看贿赂案件证明标准的阶段性与层次设计

贿赂案件查处困难重重,症结之一是证明标准,即证明标准要求过高追求客观真实性以及证明标准不区分阶段追求同一性。这本是一个普适的问题,所有案件都如此,但由于贿赂案件证据本身的特殊性,令该类案件更加难办。＂由于强调印证,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对一＂的案件是诉讼证明上难以突破的难题。尤其是贿赂这类难以获得印证性证据的案件。＂现实困境迫使我们必须审视现有证明标准。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刑法修正案(十二)》视角下贿赂犯罪的罪刑关系及其司法适用

贿赂犯罪罪刑关系充分贯彻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呈现出体系化、协调化、个别化特征,同时在司法适用上也存在不均衡、不契合、差异化的困惑。贿赂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较有价之物的范围要窄,性贿赂等能否认定为财产性利益需要分别而论。无论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对应幅度内的法定刑是否相同,在具体适用时均须根据社会危害性轻重决定它们之间的量刑差异。只有充分考虑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才能真正实现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实质正义。作为贿赂犯罪罪刑适用的保障,在认定罪刑情节时需要贯彻价值判断。行贿罪的定罪情节与从重处罚情节存在重合,适用时不得进行重复评价。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中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不以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为必要,要根据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有无特殊关系、受贿者的状况、行贿者的事后表现等加以综合判断。终身监禁适用条件中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具体包括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所有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且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才能适用终身监禁。“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证明责任,可以转移给受贿人。     

贿赂犯罪证据的特点、收集及固定

一、新时期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 一是具有单一性特点。从贿赂犯罪实施过程来看,大都是“一对一”的形式,这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决定了此类犯罪的证据往往都比较单一,很难像其他刑事犯罪一样,一般都具有两种以上的证据,而且各种证据能够达到互相补充、互相引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和证明体系。 二是具有对证性特点。贿赂犯罪的证据应是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诱惑侦查涉及之证据问题浅析

国家侦查机关的任务在于追诉犯罪,不得逾越任务权限范围而去犯罪,更不得自相矛盾,为了追诉犯罪而去制造犯罪。而诱惑侦查这一极易被滥用而超越权限的侦查方式在实践中因其高效性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因此在庭审中有必要且必须对这一侦查方式是否超越权限范围通过证明来确定。这就需要根据判断诱惑侦查合法与否之判断标准来设置相关之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     

对于贿赂犯罪实施新闻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多发,须采取有效方式对其加以预防和控制。世界各国相关实践有力地证明,新闻媒体对于控制贿赂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参鉴世界各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新闻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对贿赂犯罪实施有效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与其他贿赂犯罪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关系人参与贿赂犯罪可能涉嫌四种犯罪类型,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     

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严重危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违法经济现象,在我国的许多行业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如果对商业贿赂犯罪不及时治理,将导致市场腐败,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研究商业贿赂犯罪的有关问题,对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贿赂案件证据特殊性及带来的问题

贿赂案件的证据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已是普遍共识。尤其对于从事自侦案件侦查的检察人员而言,更是深有体会,经常发出＂贪污案烦、贿赂案难＂的感慨,贿赂案件的难主要就难在证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办案就是办证据,证据难办案件也就难办。本文中,笔者拟从贿赂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入手,对我国该类案件的查办与证明标准的适应性进行一定的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证据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问题亟待研究和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应当是及时正当获取"认罪"证据,有效惩治犯罪.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需要相关机制予以保障.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并未免除控诉机关的控诉证明责任.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同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坚持常规证明标准,并将"从宽"的量刑证明标准予以完善.我国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可以归纳为"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的简单(形式)印证模式",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模式改革需要做好"一个强化"和"一个转变"两项工作.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贿赂推定浅论

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但是,许多贿赂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运用推定对贿赂犯罪的某些情形进行认定.本文指出在贿赂犯罪中,推定可具体应用于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一对一”贿赂犯罪等方面.     

刑事推定的现实意义研究

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构成诸要素进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极其困难。刑事法学界主张的推定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但仍有待深入探讨。法律推定彰显某种刑事价值,通过变更犯罪构成要件,在坚持较高证明标准的同时降低追诉犯罪难度;我们应正视法律推定在追究犯罪,贯彻相关刑事政策中的价值,但同时也要对其加以规范。事实推定本质是具体诉讼证明问题,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更应强调常规的证明方法,谨慎适用该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