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战争中武装冲突法的具体法律运用

武装冲突法运用得当与否,关系到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能否处于主动地位,从而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顺利发展。研究武装冲突法的具体法律运用,对于我军应对当前国际形势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国防动员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国防动员体制伴随战争和国家体制的演变不断发展成熟。在借鉴他国国防动员体制、继承我党战争动员经验、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我国国防动员体制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防动员体制。国防动员体制的高效运作还应依赖于建立健全国防动员组织机构、科学划分国防动员组织机构的职能权责、完善体制末端的程序规范等路径。     

国际法视角下的伊拉克战争--浅析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策略

先发制人是布什主义的基本要素,即坚持美国具有潜在的敌人能够伤害美国之前,对其首先发动攻击的权力.国家进行预防性战争的理由主要是,他国未来将发动袭击,因此要努力阻止这样的袭击发生.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的区别主要在于敌人正准备进攻的确定无疑或似是而非.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人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历史和国际法对预防性战争都是否定的.     

人类和平与制度调适

和平是人类千万年的向往，但战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不是源于文明的冲突，也不是源于利益的冲突，战争源于不民主的规则体系。专制政权长期未能创造必要的价值，又以极其不公平的方式分配它们，因而除了用武力维持社会的安宁外别无选择。独裁者们习惯于用武力处理国内社会关系，只要形势需要，他们也将在对外政策中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任何制度或习惯会阻碍他们如此行事。要减少和消除战争，必须从消除不民主的规则体系入手。     

大宗商品经济战:现状、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全面封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逆向"战争,而其重点在经济领域。尤其是美元资本通过控制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达到限制新兴经济国家的发展和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首当其冲,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都受到重创。经济战将长期存在,并且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因此,我国应积极备战,应对经济战的威胁。从建立财富标志入手,筑牢防线,并且大力发展内需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案发现场应对媒体策略探讨

新闻媒体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资讯,在案发现场容易与警方发生对峙或冲突,实际工作中频频出现此类事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提高公安机关应对媒体的技巧,首先要分析当前媒体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原因,如当前法律制度不健全、现场警察的素质不高、执法经验不足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包括确立应对媒体的基本原则,以及划定警戒区域、检查登记媒体证件、告知知情人等具体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冲突,实现共赢。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现象意味着大国所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已不再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紧迫和致命。大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国的行为逻辑和相应的国际结果。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前的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具体而言,大国要想有效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需要积极为他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他国对本国的认可和支持。在战争和武力已不再是大国间互动的主要手段的时代,仅仅积累国家实力而不运用实力为他国提供适当的好处,那么国家的实力越强大,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会越恶劣,体系压力就会越大。利益交换作为当今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对当前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     

析“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现在中外关系天空上的一团阴霾,其来源也长、市场也广,危害非浅,甚至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积极加以化解,以求中国与其他国家互补发展,达到双赢,以求中国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论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停息,只会在更高层次、更复杂的场景中展开,合作是更高技艺的竞争。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过程是彼此能力强弱的比拼过程。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能迈向国际舞台中心并长时间居于国际舞台中心的国家,是拥有应对他国竞争整体的能力优势并相对他国更有效地实现持续的整体能力增长的国家。洞悉支撑国家应对他国竞争能力与能力增长的关键变量,是理性研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并确立达成战略目标的实践进路重要且必要的理论前提。     

新型犯罪和非法市场:亚洲的跨国犯罪

在亚洲,随着中国、印度和东盟的基础设施和财富持续增长,刺激国家不断开放贸易和发展,非法市场也快速发展。传统犯罪组织重获动力、新的犯罪组织不断涌现,希望从亚洲和全球的毒品和违禁商品等非法市场交易中分一杯羹。这些变化导致了一些激进的应对方案,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起的反毒战争。亚洲国家和地区层面专注于打击制造和贩运毒品,然而其他的减少危害措施发展较慢。"无毒地区"和"毒品战争"等政策更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恶果,使法治受损、犯罪组织获利更多、法院的案件剧增、监狱拥挤不堪。     

中国反外国经济制裁的历史、基本经验和现实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就一直不断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我国利用西方的矛盾和自身的优势，强有力地反击了他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梳理和总结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外来经济制裁的历史经验，彰显了中国在反外国经济制裁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魄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提出“积极斗争、主动防范、标本兼治、寻求合作、守住底线”的反外国经济制裁总体思路，为我国应对未来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他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提供指导意见。     

跨境电子取证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困境探析——以中资银行案为例

由于网络犯罪的跨境发展,刑事司法机关向他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在部分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常态。该措施纵然能够解决传统刑事司法协助程序所带有的诸多不足,但网络服务提供者需面临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隐私权保护与数据强制披露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所生的高额合规成本。针对上述问题,仅依托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体难以产生实际的应对效应。应从其本源出发对问题专项分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如完善协作规则、跨境协作平台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优化实现对困境的有效回应。     

大数据共享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以生物银行为视角

在"生物银行"即生物资料库或生物样本库飞速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大数据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其实质是科学发展利益与个体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以科学之名倡导数据共享蔚然成风,其必须以不侵害隐私权为底线。由于生物银行样本的海量性与共享性、样本所含基因信息的高度私密性等特征,与之相关的隐私权保护面临特殊的问题与挑战——以信息自决的障碍及破除为中心。知情同意是平衡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核心机制,应对既有的生物银行知情同意模式加以革新,采纳以修正的动态同意为主导的多元同意模式。此外还应采取数据加密、限制访问、保密证书、诚实经纪人制度等特别的制度设计。     

内战中适用武装冲突法有关问题的探讨

国际法有关规则不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且适用于内战。但是,内战涉及一国内部事务,其适用有关国际法规则又必然有别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内战不适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一国中央政府享有对反政府武装的交战权;内战中适用作战规则的标准、范围及具体措施上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比有其特殊性。内战有条件地适用中立规则,并将对冲突双方产生重大影响。内战中战争犯罪的惩治应坚持以国内惩治为主、国际惩治为补充的原则,既达到有效惩治战争犯罪的目的,又避免干涉他国内政。内战中相关国际法问题的解决,将对国际关系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一带一路”的契机:浅析中国欧亚战略的构建

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其身份仍然是一个欧亚地区性大国,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越来越表明中国的战略重心聚焦于欧亚大陆,这为构建中国外交的欧亚战略提供了契机。中国构建自身的欧亚战略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涵盖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化传播、大国责任以及战略时机层面。如何构建这种欧亚战略也需考虑兼具系统的战略体系和清晰的战略布局,同时保持战略灵活性以避免与他国战略对抗。"一带一路"战略又与中国的欧亚战略之间具有重要关系,前者推动着欧亚战略构建,并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又应共同归属于总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将会长期指导中国外交实践。     

"一国两制"下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随着我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台湾同中国内地的统一,香港、澳门和台湾将保留其原有法律基本不变,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四法的局面.由于4个地区都是互为独立的法域.施行互不相同的法律,因此,在中国区际交往中,当某一事项或某一争议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时,究竟应当适用哪个地区的法律处理争议的问题,亦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些法律冲突涉及到各种法律关系,如宪政法律冲突、合同法律冲突、管辖权冲突等.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冲突都是发生在单一制的同一国家中的,因此,对于法律冲突的协调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且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分化”策略的新变化及对策思考

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实施"分化"战略的策略;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多、社会冲突的加剧为美西方的"分化"活动提供了诸多契机和借口。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分化"活动出现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不仅要在策略方面进行应对,还需要在战略层面提出适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在"软实力"上构建一套让全世界都信服且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价值体系。     

对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没有卷入世界战争及外部入侵的危险,但卷入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虽然陆地上总体比较安定,但海洋方面面临的问题增多;虽然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今后10年,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将加剧中国卷入冲突的可能;中国与各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会加剧,中美的分歧与矛盾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平稳,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将得到提升。为此,中国需要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加强同各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安全合作;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