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当代大国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

致编辑:在论文《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中,杨原提出了三个有趣、大胆的命题:1.当代(即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大国无战争;2.当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手段不是使用武力和强制,而是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3.如果大国不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则大国的实力越强,遭到的国际压力就越大.①命题1是一个显著的经验现象,具备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杨原对命题2和命题3的论证缺乏说服力.     

数字技术创新与国际战略竞争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其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压力，网络攻击成为国家难以回避的安全威胁，数字技术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激烈论争。为缓解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的总体应对思路可概括为实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就实力路径而言，无论是网络威慑还是同盟合作，其核心都是寻求数字和物理空间实力/影响力的有机融合。就规范路径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推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努力有所进展，但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体系大国就相应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转型，但尚未给国际冲突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目前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水平仍难以突破传统军事能力的约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仍将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同盟/伙伴关系拓展至数字空间以及国际规范论争，也将是数字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负责任大国新形象的凸显与建构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并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定位与建构。时至今日，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实力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发展现状，适时地选择了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应对路径，不但妥善地处理了与其国家利益攸关的多种国际关系．对世界的稳定与繁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进一步凸显和构建了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     

进攻性现实主义语境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思维探析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语境下,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实力会不断增加会招致他国的不安。为减少中国未来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和强度,确保中国和平崛起,应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努力减少他国的不安,即应在"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实现自身发展与他国发展的共享;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冲突或战争,即应坚持"底线"思维,预防和应对一切可能威胁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挑衅行为。     

武装冲突法视野下的中国大国责任

中国大国责任的担当是全方位多领域的,从武装冲突法看主要有：依法使用武力,捍卫本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他国间（内）利益争端引发武装冲突时,不介入不干涉;联合国采取或授权军事行动时,积极支持或参加;局部战争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时,援助正义方;其他情势严重危害人类生存时,采取多种手段介入。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及挑战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关两国政府基于国际情势变迁而形成的基本共识，主要内核是合作、包容和创新；中美走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具有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和基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要有效抑制冲突，基本路径在于双方观念重构、加强互动、扩大合作、构筑机制。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可能面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变动、中国的核心利益受挑战程度，以及美国被第三方绑架程度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两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进行应对与克服。     

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秩序变革逻辑与中国实践

发展中大国受制于实力等因素无法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另建新的秩序,但有意愿也有能力对现有秩序进行渐进式变革。国家发展路径是从地区强国成长为全球强国,这符合秩序变革路径。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依托,塑造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民主与公正成为构建地区秩序的目标。在获得地区发展支持后,发展中大国扩展海外利益、寻求全球范围的发展和治理优势就必然要在国际层面突破秩序制约,通过国际秩序变革为国家发展获得制度支持。国际合作是秩序变革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改革现有制度,建立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使秩序变革行之有效。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从《大国政治的悲剧》看“中国威胁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酿成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五个命题渗透出悲观主义的色彩,并提出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该观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议,也体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所在。在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将永远走和平之路,而非战争的制造者。     

21世纪初大国经济力量对比变化趋势与国际政治格局

21世纪初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继续保持超强地位,但其实力优势及对世界的影响力明显下降;日本实力大幅下降、印度上升为大国、中国在大国中的实力排名前移,大国体系大幅调整,西方色彩淡化.此外非西方国家实力在全球对比中呈上升趋势.因此,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格局既不是单极结构或两极结构、也不是多极结构的简单复活、更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中国因经济实力大幅上升,将成为新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主体力量之一,并对亚太和全球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新兴大国和平发展模式探讨

大国兴衰关系到国际和平与战争。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关于大国发展与大国关系的论述集中探讨了大国发展与大国战争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忽略了大国发展与大国和平的关系。大国发展模式可以有内向型和外向型、经济优先型和军事优先型的不同模式。外向型和军事优先型容易导致战争,而内向型和经济优先型有利于国际和平,是大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模式。     

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以联合国、西共体、非盟、欧盟等全球和地区组织以及法国、美国、中国等大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萨赫勒地区问题做出了多种努力.但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跨境性的特点,国际社会面临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协同应对、尊重非洲地区人民的自主权、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解决根源性问题以及警惕外部势力借解决地区问题之机使“新干涉主义”在非洲合法化等诸多挑战.面对一些西方大国以反恐名义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如何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下,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平台,加强与非盟和西共体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参与非洲区域和平与安全建设,既维护中国在非洲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有力支持非洲地区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对非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论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与大国责任

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领域对立冲突加剧,特别是大国在国际上的利益纷争,使许多全球问题的国际解决陷入僵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面临新的挑战。大国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对消除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震颤中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和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强烈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联合国的本来面目,冲击了现存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同时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能源格局也产生一定影响.不过总的来看,伊战毕竟是一场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可能会产生某些潜在的变革作用,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趋势和发展方向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伊拉克战争后,我国面临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仍然成立,我们仍应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自身实力.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简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与“和平统一”的辩证分析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威慑政策是我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力与和平都是保证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手段,武力威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平统一的实现,能够确保在“台独”出现时赢得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经济发展和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对“台独”进行威慑的可信度;掌握适度的威慑的力度;兼顾威慑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加强国际政治安全合作,培植支持力量,平衡外国敌对势力是保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威慑成功与实现“和平统一”的策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