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理论推演的迷障:行政复议改革的实用主义进路

在关于行政复议改革的研究中,一种普遍的研究进路是"现实问题—性质界定—定位取舍(改革方向)—制度构建"。依照这一研究进路,行政复议制度如何改革,必须先从理论上探讨行政复议的"改革方向"问题。但这一问题无法、也不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推演--逻辑推理的漏洞、数据分析的粗疏和域外经验的剪裁都证明了这一点。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理论推演的传统研究路径注定在行政复议改革中作用有限。破解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引,以实践需要为依据,依靠"尝试"和"决断"摆脱理论预设和逻辑对应的泥潭,以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实现制度的逐步完善。     

对我国教学理论研究本土化的理性思考

教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其实质就是把异域、异质文化同我国的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内化、重构国外教育教学理论,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教学理论。现代教学理论研究应是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而构建起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历史辩证的眼光看待我国的传统教学思想,从根本上认识到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某种文化传统在现实条件下的存在,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承接过程,更是一种选择和改造的过程。此外,教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建立在民族化基础上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它不是对外来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简单移植,更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经过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加工和处理。     

学校中的两类社会关系与德育

人们的道德实践，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受教育者在学校中接受道德教育，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学习，因此，认识学校现实的社会关系，对于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是会有所帮助的。在学校中存在着两类社会关系：即制度性关系与非制度性关系。这两类关系是学生在学校中进行道德学习的现实的条件，这两类关系的统一，是学生道德积极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一、判例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一)成文法的缺陷是引入判例制度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成文法典必然存在着空白和漏洞。这是因为:首先,成文法典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得法律每天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频繁,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成文法的稳定性与社会关系     

论行政问责制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建都是架构在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基础之上,行政问责制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行政问责制的产生是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控权思想和责任行政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犯罪客体的重构──兼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

传统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保护的、而为严重危害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将犯罪客体的实质归结为社会关系，并且对这种社会关系作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这种表述方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既不符合犯罪客体的特性，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一、犯罪客体的实反应该是合法权益为什么不能把犯罪客体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个方面。物质关系是…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犯罪客体的重构──兼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

传统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保护的、而为严重危害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将犯罪客体的实质归结为社会关系，并且对这种社会关系作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这种表述方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既不符合犯罪客体的特性，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犯罪客体的买质应该是合法权益为什么不能把犯罪客体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个方面。物质关系是人们…     

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基于“八年研究”与“特许学校”制度同构的分析

教育改革的过程是对教育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教育的真正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制度的根本改变。作为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公立学校改革也一直与如何实现"学校自由"和"制度创新"相关。从新制度主义"制度同构"的视角看,美国历史上的"八年研究"和目前的"特许学校"改革面临着相似的"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美国"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重大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历史价值和揭示意义,包括如何打破现代主义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为什么在遇到抗拒的制度力量时要妥协,这些有助于为我国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思考。"制度同构"对所有教育改革都是一个难以逃遁的陷阱,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要面对"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模仿性同构"的压力。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应充分考虑制度惯性的压力,突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形成学校改革的合作关系,发挥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     

课堂中的社会认知与教育方式

课堂教学过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近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已深入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社会实践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基础上,出现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教育社会心理学。本文试用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观点,对课堂中人的知觉与几种教育方式     

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加强对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在我国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不断寻求效率与公平最佳结合点的过程。     

法律手段的局限性及弥补途径

近几年来,改革大潮迭起,改革者呼唤法律,然而笔者认为:法律并非万能. 一、法律手段的内在滞后性法律并不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而仅限于调整对实现国家调控社会生活有较大意义的、必须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规范的那些社会关系.由于制订或认可一定的法律规范的过程总落后于社会关系本身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法律手段的管理功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造成法律手段管理功能滞后性的原因:(1)认识滞后.国家权力机关从发觉这一社会关系到比较准确地认清它,要有一段时间间隔,这一间隔即认识的滞后.(2)判断滞后.国家认清了这一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后,便要对是否该由国家出面采取措施加以调节、何时出面干涉等作出判断,这样的判断必须以深入研究这一社会关     

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二元理论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公司法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公司法》也做出了相应修改,意图使之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范式,更具实践操作性。但是,《公司法》的健全和完善并不是一次或者数次修改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单纯的条文增删或者制度的罗列就可以完成的,它更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创新。诸如自由与管制、股东资本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以及竞争效率与路径依赖等理论范畴都应纳入公司法研究之中,并为未来公司法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却是远不够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关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他把系统/环境的区分应用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之独立功能系统的位置,也阐发了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一洞见揭示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共同演化的关系,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社会调解新格局着力化解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稳定和谐

调解制度是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调节、控制、排解矛盾或纠纷的社会活动，作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一种规程。目前，在我国普遍施行的调解制度中，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必须肯定，这三种调解制度的实施，对排查调处社会矛盾纠纷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法官的思想

法官不仅是法律的具体操作者,同时也是法学理论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法官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个案的裁判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在审判的全过程中都能保持一个思维活力和思考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显然不单纯是一个娴熟地运用法律的高手。适用法律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人文关怀。一个优秀的法官必须是一个睿智的法学家．一个富有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学者,这就决定了法官的眼光、境界和视野必须高人一筹,法官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从异化到物化: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奠定了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论地位。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展开。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     

完善法制建设 加快国企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至今,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漫长的过程。然而,现实却令人无法欣慰。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每走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那么艰难?是目标不明、还是措施不力?结论好象都是,也似乎都不是。经过深层次的认真思考,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同时要求法制建设与之配套进行。     

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与公共教育重建运动——国外公立学校改革背景探讨

教育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和技术的投入,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以及在这种制度环境中的政府作用发挥有关。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对政府职能进行检讨和反思,试图打破对政府的盲信,建立适应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后科层制行政模式,这一改革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改革思潮和改革模式。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公共教育重建运动可以看成是上述政府职能改革的直接反映。这场运动强调学校自主权和家长、学生的选择权,试图通过某种市场化、民营化的形式,来打破公共教育的政府垄断,最终改善公共教育的绩效。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当下中国司法理论研究立场的转换

当＂司法＂日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讨论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者专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日常性的生活话题;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不再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更是一种公共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这意味着当下中国有关司法问题理论研究的立场必须要从＂问题中国＂转向＂理解中国＂,既要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西方互动交往的宏大场景出发,也要在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微观场域里来理解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同样,有关司法的理论既要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存性智慧中获致论证资源,也要在中、西方的共识中夯实司法知识的基础。唯有此,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研究才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出具有公共性的司法知识产品,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善治思维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改革的动能来自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改革所推动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将改变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格局,作为这场自上而下改革的主导者——政府而言,如何准确的把握改革的节奏和制度设计,合理的设定自身的角色,在创新中平稳实现社会改革的目标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善治思维的挖掘和升华,从主体的视角来寻找政府的定位,试图运用善治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引导政府改革的制度形式和目标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