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危机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与执行的有效性、规范性和正当性密切相关。而在中国,由于政策资源不足、效果不佳、行为不规范,执行过程已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它正不断地损害着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服从。因此,政治上的明确支持,执行机构的严格控制,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重建其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合法性视阈下乡镇政府改革探析

合法性是政权稳定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农业税费改革过程中乡镇政府出现了合法性式微,乡镇政府改革要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而展开重建,要通过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改革,提升内动力;提高农民参与等途径加快乡镇政府改革,增强乡镇政府的合法性.     

论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

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互动关系是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第三部门助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执政风格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执政界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执政形象由“慵懒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提供“合法性”的法律支持,为第三部门参政议政提供“民主的”平台支持,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行政生态支持.     

公共舆论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影响

公共舆论的作用有两方面：为国家的合法性统治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基础，是国家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大众的观点和看法被政府认识到的一种机制和社会表现形式。     

从科层结构到平台结构:基于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的合法性重建

合法性是企业权力的题中之义,企业权力关系往往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来体现,权力与组织结构相互建构,从科层结构向平台结构的转变,昭示着企业权力的重置,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合法性的重建.科层结构因奉行工具理性的本质契合了工业化社会追求企业效率至上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因此而为其赢得了合法性.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和追求,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反思:科层结构所表现的由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状况与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转向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成为触发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结构以其扁平化、去中心和无边界的耗散结构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自主管理和合作共赢的诉求,消解了科层结构的合法性危机,为重建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论大学治理权合法性的危机与重建

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接受的基础,合法性问题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需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危机、有效性危机和学术性危机.要实现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重建,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构建大学治理的现实基础,避免大学行政权力的异化.     

制度约束下的组织间依赖——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分析

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因行业协会的类型而异,既可能是由于行业协会在资源和合法性上对政府的依赖,也可能是由于政府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对行业协会的依赖。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制度根源,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正逐渐丧失。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