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失效的背后：一个合法性视阈的探析

作为维持公共政策系统有序运作的重要维度，合法性的高低不仅影响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对政策实际效果产生正负型的向度指引。其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获取离不开对政策主体、政策执行、政策客体的探讨。然而，政策主体的“非市场缺陷”、政策执行的“分裂操作”、政策客体的“低水平参与”，成为引致公共政策合法性削弱乃至失效的三大痼疾。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优化政策执行的法制环境与监督机制，拓展公民政治参与范围和意识的培育。     

大部制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刍议

制定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即将进行大部制改革.而同时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严重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问题以及大部制改革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主要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对加强公众参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政策公共性与政府执政合法性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干预的核心工具,其合法性强弱,将影响到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和保持。如何提升政策公共性,进而增强、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是各国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     

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

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设计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应关注这种特殊性的内在要求。以地方政府合法性为导向,依据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特点,借助平衡计分卡,以政策目标共识、学习与成长、政策执行流程、政策执行成效(3E+利益相关者满意)为测评维度,并基于对指标的筛选,可以形成一套科学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体系。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面临民主化程度低、官本位思想严重、利益集团控制、制度设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公民参与能力低和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问题,需要全面认清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现实困境,扫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障碍,切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和分配公共利益的作用。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危机

政策执行的合法性与执行的有效性、规范性和正当性密切相关。而在中国,由于政策资源不足、效果不佳、行为不规范,执行过程已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它正不断地损害着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服从。因此,政治上的明确支持,执行机构的严格控制,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重建其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隐蔽议程问题的理论与启示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评价公共政策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公共政策只有经得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检验,才能真正体现公共精神与实现公共目的。隐蔽议程中的政策制定受私利集团操纵,发生"目标置换",将危及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政治的稳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增强政治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与开放程度。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需求和现实发展成就等因素的影响,公民自愿服从、认可政府权威,构成了较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面临转型危机,如何维持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从公共政策合法性基础看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

公共政策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二 :一是社会公众对现行政治体系下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利益分配模式的认同 ;二是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中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其中第一方面基础是最主要的。当前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这必然动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 ,导致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冲击。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缩小贫富差距 ,维护公共政策合法性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政府公信力：内涵、弱化与提高

政府公信力根源于政府的公共性诉求,它以政府行政行为为载体并表现为政府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合法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缺乏预期;政府人员行为不当;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府信息不公开。因此,政府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高政府公信力：依法行政,加强制度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机制;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公务员队伍素质建设,改善政府公共形象。     

合法性的意义、内涵及提高

合法性增强了民众服从权力的道德基础,带来了秩序、效率和稳定性的好处。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应符合确立的规则;已经确立的规则能被共同信仰证明是正当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具体的权力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政府应有合法性意识,不断地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以人为本是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需要。制定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需要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扩大公共政策形成中的公民参与、提高管理效能。     

社会转型中个人权利维护的现状与阻碍

权利与权力是政治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权利本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个人权利维护的阻碍因素,还远没有达到权利主导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和谐。权力与权利的不和谐会导致社会成员普遍焦虑,影响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合法性等。从政治角度分析,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有：政府法治程度不足,精英政治盛行,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程度不足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对个人权利的不够尊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