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人民调解在解决特定类型纠纷中起到重要作用。新形势下 ,人民调解制度暴露出种种不足 ,本文着重探讨人民调解制度的不足及对其改革建议。     

人民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分析——基于安徽省巢湖市的实证研究

2005—2009年，巢湖市人民调解组织处理农村民间纠纷的总量有明显的下降，但人民调解在农村解决纠纷的功能没有降低。人民调解解决农村纠纷的成功率与履行率都在90％以上。群众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巢湖市人民调解解决农村纠纷的功能日渐增强。尽管如此，当前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经费问题、独立性问题、调解员的中立性问题、工作领域过宽等问题还制约着人民调解功能的更好发挥。     

论人民调解的自治性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各种问题迎面而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社会压力,人民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被视为社会矛盾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负有预防、解决纠纷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其中如何坚持、保持、发展人民调解的自治性成为制约人民调解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人民调解法》的适时出台,重申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问题并不会顺势迎刃而解,长期的意识积淀和惯性发展仍然是问题解决的重要障碍。     

人民调解工作方法与效果探究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工作通过创新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间纠纷数量巨大、纠纷千差万别,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发挥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并非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在对民间纠纷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与梳理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     

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人民调解法》探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社会转型期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通过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剖析人民调解制度,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削弱了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人民调解法》建立了调解协议由人民法院确认的制度,改变了人民调解制度权威性差的弊病,使其在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人民调解：衰落与复兴——基于1986-2009年人民调解解纷数量的分析

中国法律年鉴人民调解统计数据勾勒了1986年以来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数量变迁的“U”形轮廓,诉讼分流、社会结构转型、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不足是导致2002年以前人民调解制度式微的三大基本因素,而官方推动下的制度革新则是2002年以后人民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的主要原因。“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制度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基础性环节。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民间调解的延续和发展，它曾在化解纠纷、增进团结、预防犯罪、维护稳定、宣传法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民调解的作用明显下降。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解体、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不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协调等。为此，需要科学定位人民调解的性质和功能，完善人民调解的程序，加强人民调解的队伍建设，保障人民调解的活动经费，拓宽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解决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接与配合。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刍议

人民调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和程序自治;有利于弥补、消除现代诉讼的缺陷和不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需要大胆对其进行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行“审调分离”;加强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构筑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引入正当程序机制,实现程序自由与公正;完善当事人调解激励机制。实现“诉调对接”。     

行业性调解的法学解析——以基层调解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行业性调解是人民调解纠纷解决途径上的新发展,既诠释了人民调解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丰富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符合各地＂大调解＂模式的基本理念。《人民调解法》已经正式实施,地方探索不断丰富行业性人民调解的形式和领域,但在人员配备、资金拨付、程序规范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亟需梳理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