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对常态下政府职能建设的思考

自我国成功加入WTO以来,理论界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设主要着眼于政府应如何顺应WTO规则的要求,如何从一个全面政府走向"有效政府",其中很多问题都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的转变有关."非典"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为我们思考政府职能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危机过后政府部门应如何加强在常态下的职能建设,以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权责调整视角下的政府层级改革趋向——以地级行政建制的演变为例

省管县的讨论是中国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一个直观体现,地级市建制演变的历程和政府职能变革的历程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正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管理型,再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政府职责权限调整与层级改革的内在关联就在于通过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升政府能力。现阶段职责权限调整,也就落脚于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了政府的改革方向。层级改革的指导原则,需要考虑政府及其组成成员、民众、施政环境以及利益集团等因素。     

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如何使政府的发展理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全面健康均衡发展"上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是解决发展失衡的关键.要解决发展中的失衡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关键是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增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方法,提供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服务机制,而不是"政府行政的不作为".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     

“云服务”地方政府：目标、维度与构建

转变政府职能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发展目标,“云服务”地方政府符合地方政府职能有限性的实际。通过规划、构建符合地方实际的“云服务”体系,增强地方政府服务的回应性、快捷度和友好度,提高地方政府服务市场、社会和民众的能力。以技术改进推动机制调整,以机制调整倒逼职能转变,推动有能力承载地方治理重任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哲学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当下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针对当前"放管服"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治理研究之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基本途径。政府治理毋庸置疑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在管理理念和经济职能中存在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协融的弊病,为此政府要按照现代化、网络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综合配套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浦东个案的思考

综合配套改革为浦东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动力,增强了政府改革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持续性。而服务型政府建设也为综合配套改革破题和筑基,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创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必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掌舵型政府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掌舵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改革思维、政府理念 ,可为我国当前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提供诸多启示。只有将政府职能的内容和目标明确定位 ,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才能适应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势、新情况要求 ,顺利推进 ,真正到位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管理创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当前要加快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换的历史回顾与法学反思

新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经历了从政治职能与公共职能并重,到以政治职能为重心、再到偏重经济职能、然后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法学反思,可以获得深刻启示。政府理念偏差、政府角色错位、政府法制落后等是新中国政府职能失范的重要原因。当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必须更新政府理念、实现政府角色归位、加强政府法制建设。     

行政审批清单下政府简政放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府职能转变的"先旗手"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目前的改革实践来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重要意义。然而,作为权力清单核心的行政审批清单的推行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却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对存在的问题要做到: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政府各部门做到权责明晰且一致;提高被放权主体承接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监督机制。做到对症下药,才能解决"病灶",简政放权才能继续前行。     

地方政府生态职能:体制困境与转型诉求

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转型源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变化及其对政府实现更高效治理提出的要求。当前趋于压力型管理体制和政治锦标赛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其履行生态职能的具体行动总是陷入"生态优先"或"经济优先"的两难选择。应通过培塑正确价值观、转变治理模式、健全生态制度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来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生态履职动力和能力。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价值省思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更是政治改革，并非单纯地将国家调控从需求侧移向供给侧，而是在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利用供给侧的变革去挖掘社会深层生产潜能，增强市场的供给水平，实现供需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调整，其终极目标是让市场在供给端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故而，坚持市场导向，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和政府改革、实行绩效问责和民主监督，推进政府供给侧的简政放权，实现供给行为的市场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诉求。     

社会组织建设中的政府影响探析

市场化的进程客观上加速了政府职能转变,影响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范围、方式与效果。政府治理的分担与协同特质决定了政府的有限性。中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资源和制度基础;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加快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方向转化、有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论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政府规制发展

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职能的特点也从以微观管理方式为主的"全能型"逐步转向以宏观管理方式为主的"效能型",同时政府规制也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影响了政府规制的效率。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可以规范政府规制,而且对影响政府规制以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人社工作面临的新情况之一:低增长下的就业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他认为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     

中国开创“新经济”——从缩小“数字鸿沟”到收获“数字红利”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以互联网蓬勃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要新动力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积极地开创"新经济",战略性地把"数字革命"转化为"数字机遇",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我国城乡之间的两大"数字鸿沟",并不断收获"数字红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是中国能够缩小"数字鸿沟"、收获"数字红利"的原因所在。中国拥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空间和前景,但需要克服三大挑战。中国继续开创新经济,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战略优势、规模优势,积极构筑全球新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竞争优势,主动抢占"数字革命"制高点,积极引领全球"数字革命";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之手,创新和放大"数字红利",推进"新经济"规范、持续地快速发展,发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进一步缩小内部"数字鸿沟",为互联网弱势群体创造"数字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