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

自1992年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就围绕CO2减排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在京都谈判和后京都谈判两个阶段,中国积极开展多边气候外交,为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做出了突出贡献。面对越来越重的减排压力,中国应根据新形势调整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和策略,维护和拓展本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     

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及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气候变化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客观地认识当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以及它所产生的诸多方面的影响和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本文表达了当代气象科学家的最新观点,并且对中国政府及民众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

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已举办了15次,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着根本性分歧,这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来看,哥本哈根会议为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指明了方向,但会上充斥的各种明争暗斗也预示着未来的谈判之路依然艰辛。总之,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各种力量将在竞争中磨合,共同塑造新的气候政治格局。     

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

气候变化议题是我们理解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因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定义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内涵;正在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著;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对21世纪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文章最后还对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作了展望。     

全球气候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必要回应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从而深刻地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人类必须作出的理性选择。     

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困境及出路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无害环境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多年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已在技术转让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对于知识产权是否构成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障碍仍然存在两极化的争议。究竟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如何构成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障碍、应怎样解决障碍以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立场不一,但可持续的无害环境技术转让需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探索更有效的合作机制,消除壁垒。     

气候变化对金融业发展影响文献综述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金融业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挑战。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给金融业发展带来的利弊影响，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正义

1997年12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终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终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环保人士认为,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保护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2020年前,京都机制对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原则探析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竞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探讨和分析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原则就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经济语境下的社会发展模式研究

以气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以及今后长时期内人类将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与发展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低碳经济语境下,实现从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低碳经济需要从社会规划、产业结构、资源和能源利用、生活消费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开端的唯物史观洞察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近代中国问题是资本全球空间扩张的结果，是对其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的验证。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开启世界历史的过程，也是它冲击落后国家 和民族的特权和等级逻辑、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贸易和战争是资本全球空间扩张的两大手段，战争可以为贸易开道，也会导致贸易停滞，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无论选取哪种手段，利润都是唯一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起初用中国革命形容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将之仅看作起义，原因是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全方位根本变革的运动才能称作革命，否则只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在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整体发展趋势和充分考虑中国独特境遇及中国人民战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前景作出了科学预测。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中国必将走向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且会深刻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和谐社会与中国宪政建设

本文从宪法的角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给中国宪政建设带来的影响做出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属性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宪政理论变迁的回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宪法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重大进展

全球化是当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背景。全球化将中国农业带入到一个与其＂封闭性＂原状完全不同的开放经济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农业机械装备总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代新型农产品流通组织不断涌现,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不断完善;农业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农户与各农业组织化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不断改善,优质品牌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强化农业基础的合理有效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西部开发问题研究

地理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的一个明显表征,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认真对待和科学解决的问题。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还易于引发甚至加剧各种矛盾,而且这也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相违背。可以说,地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与动力机制

本文通过对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社会生成环境与生成路径以及社会转型期政治参与机制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认为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路径是法团主义。构建法团主义公民社会的动力源于政府的推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学术界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语言现象分析

语言文字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也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社会背景语境，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语言面貌。其中政策法令性语言、广告语言和网络语言的发展变化，最为清晰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步伐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崭新面貌。     

论从企业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企业家型政府对我国二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只能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种过渡的政府形态,它必然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重点应从经济建设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应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模式,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工作效率。     

和文化的现代创意及渊源理路

和谐社会架构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为节点,是中国领导层吸取中华文明精华,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形势提出的全方位和谐理念。它印证科学的发展观、改革观进一步完善并进而作出重大调整;社会和谐的理想架构从制度建设层面扩展到文化建设层面,渐进的帷幕已经拉开;传统的舆论和价值追寻,亦以新时期不断地、比较系统完备的政策落实和制度导向作为重大抉择,实现了从点题到进一步破题的转变。这是中国为和平而崛起的积极因应,是对"和文化"的坚守与弘扬,是对华夏文明的秉承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手笔。     

国际治理的中国元素：治理理念与行为模式

国际格局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显著特征,权力、机制与理念是观察当今国际局势的三个关键维度。中国基于变化的国际情势和自身国情,坚持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基于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共赢思维、和谐理念的国际治理理念,以推动国际治理的良好开展。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时要在制定国际治理理念、平衡国内外社会各方面利益及处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